在国内，《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0）首次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但却未形成明确的概念。随后，在我国不断探索实践城镇化的过程中，国内不少学者开始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城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人口学认为，城镇化是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镇流动，使农村人口比重减少，城镇人口增加的过程；社会学认为，城镇化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镇生活方式最终形成市民社会的过程；经济学认为，城镇化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伴随产物，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镇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变，是通过生产要素聚集，发挥禀赋优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拉动城镇经济发展的过程。

新型城镇化是新时期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型发展模式，与以往的传统城镇化有显著不同，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新型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实施的过程中，强调农村劳动力转移、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和城乡建设的金融支持，也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型城镇化在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夏春萍（2012）认为新型城镇化能有效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农产品附加值，同时推动工业化深化改革；魏后凯等（2011）认为新型城镇化能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产业增长，促进产业升级和居民收入增长；杨斯琪等（2016）通过半参数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教育、工作经验两大人力资本因素进行分析，认为教育、经验作为人力资本对高收入人群具有更高的回报率，要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需要将人力资本投入向贫困地区倾斜；李美洲等（2007）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发展与农村收入增加之间的动态相关性，认为加速推进城镇化进程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路径选择；马远等（2010）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化、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增加之间的关系，发现城镇化和财政支农均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城镇化的增收效应从长期来看要大于财政支农；薛翠翠等（2013）分析了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的资金规模，探讨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财政的改革方向，认为我国土地财政存在可持续水平较低，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以适应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大规模资金需求。

十八大报告后，新型城镇化一词频繁出现于各大中央文件，成为学界和政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而对其与城镇化的区别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丁成日、邱爱军、王瑾（2011）指出，新型城镇化以解决人口市民化、消除福利制度地区差异、空间布局合理化为基础。刘军萍、王爱玲（2010）指出，新型城镇化新在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惠民（2013）则认为，新型城镇化应注重城市实际资产的主体和城市投资发展的问题。尽管各方观点侧重不同，但总体可归结为：理念上，传统城镇化以发展为主，更强调规模等的扩张，而新型城镇化更注重人为本，更明确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发展目标；形式上，传统城镇化注重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新型城镇化更着眼于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品质的提升。

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历来就有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镇重点论之争。大城市重点论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应走以大中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因为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会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王晓鲁与夏小林，2000；姜永生等，2008）。小城镇重点论认为，发展小城镇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主要有如下理由：①以农村小城镇为主加快城镇化进程适合中国的国情，可以使大量的农民迅速非农化，较快地进入低水平的城镇化阶段（肖金成，2009）；②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心理成本要低一些，小城镇的发展可以把城乡两个市场较好、较快地连接起来，迅速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由此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又可以缓解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秦待见，2008）；③发展小城镇符合中国建设资金短缺的国情（朱选功，2000）。

大城市发展和中小城镇发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大都经历或具有发展初期的“集中化”特征以及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分散化”特征。因此，城镇化推进应该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发展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城市群或大都市圈，通过其强大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有效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实现以城市群带动城镇化的跨越（李京文，2008、2010）。在大城市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中小城镇以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为依托发展制造业；发挥其居住功能，为大城市上班族提供居住等生活服务；发展农产品加工制造以及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产业，架起连接大城市和农村的桥梁（陆铭，2010）。

王小斌、李郁芳（2014）提出要打破城市人口壁垒，降低城市基础建设的成本，鼓励更多其他外来人口安居落户建设城市，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量质结合，既要解决城市科学规划和布局的问题，又要从制度上对外来人口的户籍问题有所支持。为了保障新城镇化建设的质量，解决分税制后地方税不完善的问题十分迫切。以分税制改革对新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为落脚点，王敏、曹润林（2015）研究认为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是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土地财政化，而这与社会经济驱动的“人的城镇化”有本质上的背离。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财政资金的短缺、农民工落户困难、公共资源缺乏等困境。孙永正（2017）认为要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加快体制的改革与转型，提高人口城镇化程度。

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相关研究方面，概述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的释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质量两大问题构成了新型城镇化的两大重点（甘露、马振涛，2012），尤其在方面农民市民化方面是重中之重，通过高度关注农民市民化问题，能有效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问题，这也是实现人本、市场、文明、绿色、特色、城乡统筹、集群和智慧城镇化等统一的重要途径（魏后凯，2013）。但也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质量是提升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所在。新型城镇化不仅包括民生性、可持续两大内涵，更包括质量性内涵（单卓然、黄亚平，2013），应从社会发展、环境建设、城镇化效率、城乡统筹和经济绩效五大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界定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内涵（林琳、李冠杰，2018）。 (www.daowen.com)

在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方面，杨发祥和茹婧（2014）提出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源。杨新华（2016）认为新型城镇化动力源于个体自组织与政府他组织的耦合。季小妹和武红智（2015）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等方面，比较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与以往研究之间的特征和差异，并提出应加强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和方法的创新，细分不同类型动力对城镇化作用的机理研究，推进不同动力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强化动力机制对于城镇功能提升的研究。他们特别提出，经济调控和政府引领相结合成为以各类城市协同发展为基础推进中小城市发展的外在动力。除了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发展以外，市场因素、外部环境和基础条件也是城市发展考虑的重要动力机制。

在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的相关研究方面，新型城镇化是引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学者耿明斋（2012）针对“何为引领”和“怎么引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释。在新型城镇化引领过程和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好城乡统筹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加强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互动发展关系（魏人民，2013；陈伯庚和陈承明，2013）。对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问题的评价，不同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和手段，有基于协同理论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评价，也有学者运用标准差修正法对新型城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的评价。

在关于新型城镇化中市场作用、政府行为和社会力量的相关研究方面，地方政府行为在传统的城镇化发展中存在行为偏差，而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行为需要有新的定位、要求和可行路径（吴江、王斌，2009）。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相比较，主要重视走以发展权为基础的城镇化道路（刘嘉汉、罗蓉，2011）。继而，刘少华和夏悦瑶（2012）认为，迈向和实现现代化之路必须采用低碳理念来构建新型城镇化道路。同时，地方政府需要对治理工具进行创新，而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的角度之一。市场作用和社会力量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地位日益显现，高宏伟和王金桃（2018）认为新型城镇化不可忽视社会力量在城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问题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理性。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力量结合起来，以合理边界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理性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

在关于区域层面的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方面，有学者以四川省、河南省、江苏省等研究对象或以中原经济新区、辽宁老工业基地等为研究区域对新型城镇化的背景、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张占仓（2010）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王发曾（2010）对中原经济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通过打造特色、城乡统筹及一体化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宝胜和杨芳馨（2018）通过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分析以及相关问题的梳理和思考，结合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的战略选择，对辽宁老工业基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相互促进和协同发展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在资金的使用上面，易毅（2009）提出了中国式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土地财政模式来筹措资金的一种城镇扩张行为，类似于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利润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行为。张燕君（2012）则指出，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当中，地方政府以土地价值及其未来可能带来的收益为抵押来获取银行的信贷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融资方式，而逐利的银行借贷资本与土地的迅速结合，也可能会引发地方政府的巨额负债。王玉波（2011）认为对于进行土地抵押借债的还款能力将会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经营性用地的运营收入及其财政收入情况。地方政府的财力来源不稳定及其对土地金融的过度依赖将加大其地方财政金融风险，进而可能将逐级转化到国家的财政及金融系统。刘涛（2011）则认为地方土地财政模式是导致中国式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原因。这主要体现为在巨额土地财政收入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将努力获取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并显著地扩大城镇范围与城镇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陶然（2008）则针对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情况，指出现有城镇空间上的大规模扩张却并不能有效为不断涌进城镇的务工迁移人口提供更多的生活用地，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用地开发被主要用于以工业开发区为代表的生产性建设用地，以刺激地方的经济增长和政府长期的财税收入，以及为原有的城镇居民改善住房条件和提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与此同时，由于地方政府间对于农地征收与土地出让竞争行为的愈演愈烈，其最终将导致城镇用地扩张速度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进而导致了城镇土地的低效与粗放利用。

在实证研究方面，王建康、谷国锋等（2016）对中国2003—2012年285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基于距离平方倒数权重矩阵，检验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中国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劳动力、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政府能力、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结构均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且经济发展、劳动力与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几个变量均为负溢出。

彭冲、陈乐一和韩峰（2014）运用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了2006—2011 年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两变量间的关系，得出提升城镇土地利用效率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