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恩温（1924）在霍华德（1898）的指导下主持完成首个田园城市规划项目，并提出卫星城理论，其主要思路是防止城市过大，以达到疏解大城市的目的。此后芬兰的沙里宁（1943）在其著作《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中详细地阐述了有机疏散理论，即为缓解城市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弊病，必须对城市发展及其布局进行重新配置，其主要思路是城市在地域空间上必须保持低密度，生活应该回归绿色自然，即分散化思想。广亩城理论则将城市分散发展推向最为极端的状态。根据广亩城理论，美国的赖特（1932）在他的著作《宽阔的天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市的设想，这是一个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布在一个地区性农业的方格网上的方案。他认为，在汽车和廉价电力遍布各处的时代里，已经没有必要将一切活动集中于城市中，而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人类从城市中解脱出来，发展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的、生活居住与就业结合在一起的新形式，这就是广亩城市。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则试图从城市本身的结构对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消减，基本思路是通过社会可持续的混合土地利用，促使人口和经济的集中，降低人们对出行的需求，有效减少交通排放；通过有效的土地规划，统一集中供电和供热系统，充分节约能源，高密度簇状社区，有助于生活设施系统充满活力，可以增强社会的可持续性。

从20 世纪 60 年代起，城市规模就引起众多学者关注。五十多年来，西方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建立了一系列可供理论分析和实际应用的经济理念和数学模型，这些理念和模型对西方国家城市规模增长和分布给出了强有力的解释。吸收和借鉴西方最优城市规模理论，结合中国独特的城镇化背景、制度安排和城镇体系模式，做进一步细化和深化，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单中心城市增长理论模型

该理论由阿隆索（Alonso，1964）、穆特（Muth，1968）和米尔斯（Mills，1972）等人创立，后经威顿（Wheaton，1974）、布鲁克纳（Brueckner，1983）等人发展和完善，单中心城市增长理论是城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它不仅奠定了城市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被主流经济学家承认，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解释了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的变化规律，及其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单中心城市增长模型是一个开放、静态的空间模型，解释了城市规模与人口、收入、农业地租和交通成本等外部变量的内在联系。

对城市形成和扩张的研究开始于19世纪早期，德国的杜能是这一研究的先驱。杜能从孤立城市的城乡关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提出了城市与周边农业生产布局的同心圆理论。在一个孤立的城市环境中，如果土地单位产出相等，运费仅仅是交通距离的函数。杜能指出，农民与土地所有者之间存在着自发的竞争，且农民之间的竞争将会使得地租成梯度状分布。地租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围逐次递减，城市的地租最高，距离城市最远的耕地地租为零。每个农民都将面临地租和运费之间的权衡取舍。由于各种作物的运费和产量各不相同，所以农民权衡取舍的结果是形成城市周围同心圆的农业生产布局。

穆特（1961）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城市用地的扩展，提出地方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城市工资水平、离城市中心地的距离和社会技术水平共同决定了城郊土地非农化的水平；而阿罗德（1979）则从土地开发成本收益均衡的角度研究了新城区的扩展，认为新城区扩展的均衡点发生于土地价格、利率、预期的租金和地产价值共同决定的扩张点。在这一点上，土地价格与建设后地产价值之比与预期租金增长率与利率之比相等。

布鲁克纳和范斯勒（1983）利用美国 1970 年 40 个城市化地区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丹尼尔（2005）在此基础上，对1950—1990 年美国33个大城市之间的规模增长进行横截面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增长可以由人口、收入、农业地租和交通成本等四个因素影响。布鲁克纳（1987）等学者通过引入一般住房生产函数，对单中心城市增长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对极值条件或解的微分解析分析），推导出了住房价格、土地价格、资本密度（或容积率）和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规律。这些规律不仅广泛地应用于最优城市规模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而且对城市规划、城市政策和规模增长管理也有深远的影响。

虽然静态增长模型可以比较好地解释西方许多城市的规模增长轨迹，但在微观分析城市内部空间形态时，得出的结论与城市实际情况并不吻合。此后，藤田（1976）、布鲁克纳（1987）、罗森塔尔和赫尔斯利（1994）等人创立了动态城市增长模型。静态城市增长理论把时间看作外生变量，当城市发展条件发生变化时，城市建筑乃至整个城市可以在任一时间点上拆除并重建。而动态城市增长模型把时间和城市人口看成内生变量，体现了对城市建筑的耐用和可持续的特性的关注，即当城市发展因素调整之后，城市建筑并不可以在任意时间点上拆除重建。

（2）城市总成本——收益模型

城市总成本——收益模型由阿隆索（1971）建立，他提出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导致城市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随之变化，最佳城市规模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

在此基础上，埃德尔（1972）等学者进一步对该模型进行完善。他们认为，城市的平均规模由平均收益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的交点决定，而最优规模是由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决定，后者位于前者的上方，所以最优规模点位于城市实际规模点的左侧，即最优规模小于实际规模。城市（特别是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城市）存在一个内在的驱动力，使得城市的实际规模要大于它的最优规模。亨德森（1974）认为，这个内在驱动力的实质是城市聚集经济。如果城市聚集经济的规模效应可以弥补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张、资源压力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则城市扩张的边际社会收益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即意味着偏大城市规模不一定会导致效率损失。只有聚集经济带来的收益全部转化为城市地租，流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城市规模扩张的内在驱动力才会因为可获土地的限制而逐渐弱化。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最佳规模的实证研究大部分都是在城市总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的。金本良嗣等人（Kanemoto，Ohkawara & Suzuki，1996）探讨了东京都城市规模是否过大的问题，通过建立总生产函数估计出东京都聚集收益值（P），根据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定理，用东京都城市总地租表示城市聚集成本值（C），然后计算东京都城市聚集收益与成本的比值（P/C），最后将该比值和其他规模城市的比值（P*/C*）进行比较。由于比值间没有明显差异，因而不能判定东京都城市规模过大。金相郁（2004）分别利用聚集经济分析模型和最小成本分析模型计算出了适用于中国三大直辖市的最优人口规模。按照集聚经济分析法，2002年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最优城市规模分别是1 251.7万人、951.3万人和1 795.5万人；按照最小成本分析法，三个城市的最优规模分别是801.5万人、1 126.2万人和2 123.1万人。

（3）城市规模分布模型

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看，区域结构中城市规模的分布也是最优城市规模问题。卡马尼（Camagni，1993）指出大部分最优城市规模模型依据的是单个城市的最优规模，忽略了城市与其所在的城市体系的紧密联系，而且它们多数是在新古典框架下进行的，城市内部市场被假定为完全竞争市场，经济计量分析中用同一城市生产函数来估计所有城市最优规模，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同的最优规模城市。但在理查森（Richadson，1972）看来，根据不同城市的功能与结构，它们的规模有效范围可能变化极大。因此，研究最优城市规模必须考虑城市性质和功能的差异以及城市体系规模分布。

杰斐逊（Jefferson，1939）通过对51个国家的观察分析，发现一个国家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产生首位城市，即最大城市，其规模远远大于第二位的城市，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方面起着领袖的作用。他将这种在大量国家中存在的共性概括为城市首位度。城市首位度指数包括二城市指数、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都是用于反映最大城市与其他城市规模分布关系的指标。

卡洛尔等人（Carroll等，1982）在研究美国城市规模体系时发现了一条被经济学称之为城市规模分布“帕雷托法则”的经济规律：人口大于N的城市数量大体上与 1/N 成比例。如果N 分别等于20万、50万和100万，则2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量是50万人口城市数量的2.5倍，是100万人口城市数量的5倍。

杨小凯和霍格宾（Yang & Hogbin，1990）在一个分权的分层网络框架中探讨了最优城市规模和城市层级问题，他们认为最优的城市层级是生产分工水平的递增函数，是城市规模和交易效率的递减函数。分工水平提升将增加城市数量，城市规模越大、交易效率越高，城市数量就越少。

克鲁格曼（Krugman，1993）建立了一个报酬递增和交通成本相互作用的城市区位模型，他认为城市的区位除了受初始优势的影响有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外，还受其他城市的影响。另外，当运输成本和收益递增的作用都强到足以引起多重均衡聚集时，将产生多重的城市区位，这些城市区位往往是相互远离的，即相邻的城市不能太近。

（4）基础设施投资与最优城市规模增长的数量关系模型

基础设施投资与城市规模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很多城市经济学家兴趣之所在，学者们研究城市最优规模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显然，两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容量，减少城市拥挤成本，提高城市对居民的吸引力，从而扩大城市规模。反过来，城市规模增长会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产生新的需求，如果城市拥挤性的基础设施容量不变，则城市基础设施将被过度使用，拥挤成本增加，城市社会福利水平下降。

墨菲等人（Murphy 等，1989）和比约维坦（Bjorvtan，2000）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对工业化和城市规模的影响。他们认为，低水平的基础设施降低了城市现代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获利能力，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且，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不足会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制造业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吸引更多低效率的传统制造业进入城市，如此一来，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低下反而构成了城市规模增长的一个主要拉动力，使得城市陷入低效率规模扩张的陷阱之中。

布鲁克纳（Brueckner，1997）建立的理论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基础设施拥挤性收费对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该模型分析表明，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征收拥挤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城市在最优规模上的增长。

丁成日、克纳普和霍普金斯（Chen riding、Knaap&Hopkins，1999）建立的三个城市动态增长模型阐述了城市规模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关系。第一个模型说明在拥挤性基础设施容量不变，但人均公共产品下降条件下的最优城市规模增长；第二个模型证明了拥挤性基础设施容量和人均公共产品都不变时的最优城市规模增长；第三个模型论证的是在人均公共产品不变，但基础设施容量经过离散性投资而增加时的最优城市规模增长。通过分析他们认为，制定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ies）是控制城市过快增长的有效手段，因为边界的存在可以使城市从均衡规模移向最佳规模，从而提高城市社会福利总水平。而城市增长边界的扩展应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相协调，这样才能确保城市沿着最优规模轨迹扩展。

（5）其他视角下的最优城市规模研究

①制度因素对最优城市规模的影响

阿德斯和格莱泽（Ades & Glaeser，1994）强调政府和政治在决定一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规模时的作用，在他们的模型中，集权政府和政治的不稳定都会导致首位城市规模过快扩张。亨德森和王军（Henderson & Wang，2006）论述了民主化和权力分散化进程对城市规模的影响。在他们看来，相对于大城市，民主化进程更有利于中小城市的规模增长，理由有三点：一是民主政治能够约束政府的资源配置行为，避免人口和资源过多地集中于大城市，弱化空间的非均衡程度；二是提高了中小城市的政治地位，进而提高它们经济资源的获取能力；三是有助于诸如区划、土地利用控制等制度的改善与透明化，有效地引导城市规模增长。

范芝芬（1996）认为，制度因素是解释和理解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与城市规模增长的关键。通过数据分析验证，作者发现在中国城市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规模和集聚经济不是中国城市规模增长的有力诱因，相反，行政管区的扩大和城市行政级别的提升才是导致城市规模增长的显著因素，这点与许多西方经济不同。

区振中和亨德森（Ou & Henderson，2005）利用中国城市数据对城市集聚经济效益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长期实施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中国62%的城市规模明显偏小，导致17%的城市人均产出损失，其中损失超过28%的城市数目在25%以上，有10%的城市人均产出损失超过68%。

②从城市生活质量的角度探讨最优城市规模

影响城市生活质量的指标很多，如何测量这些指标并赋予相应的权重是研究城市生活质量与最优城市规模关系的关键所在。盖茨和黄玉清（Getz & Huang，1978）利用hedonic价格指数较好地解决了城市生活质量的量化问题。根据他们的研究，25万～5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生活质量最高。

③城市网络理论的观点

城市网络理论是对最优规模理论的批判和改进。卡佩洛和卡马尼（Capello & Camgni，2000）认为城市规模研究的实质不应该是最优城市规模，而是有效城市规模，城市效率并不是以人口为基础的静态过程，而是以城市网络为基础的动态过程。在一个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把单个城市视为整个城市分工网络上的节点，强调城市间的网络外部效应。卡佩洛和卡马尼还认为传统理论运用在最优城市规模的研究中往往忽视城市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合作方式。作为改进，城市网络理论将城市规模看作是经济、社会与自然资源三大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④从城市产业结构演进的角度探讨城市最优规模 (www.daowen.com)

罗福全和卡迈勒（Luo & Kamal Salih，1978）认为，随着城市性质的变化，最优城市规模也发生变化。城市在主要提供农业服务功能的时候，与主要提供制造业服务功能或者第三产业服务功能的时候对比，最优城市规模都不相同。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依次演进，城市最优规模在逐步扩大。穆默（Moomaw，1996）在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时，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统计检验表明城市规模与农业人口比重显著负相关，而与第二产业人口比重显著正相关。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随着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区域聚集，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城市区域会向周边区域扩散，在地理景观上表现为城市区域的空间扩散过程。这一扩散过程既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临界点，超过临界点后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城镇化的合理边界也就是最优城市的规模，超过合理边界后会产生哪些负面效应，健康有序的城镇化会有哪些积极成效。一直以来，城镇化的空间扩散及其经济社会效应是国内外学者热烈且持久关注的话题。

有关城市空间扩展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是起源于美国的城市蔓延（Urban Sprawl）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对城市向郊区的扩张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使得城市蔓延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困扰西方国家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早期学者将城市蔓延视为“大城市边缘持续不断扩张的过程”（Gottman，1961），此时城市蔓延本质上与“城市空间扩张等同”，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然而随着城市蔓延的加剧，人们发现城市蔓延与城镇化过程中的诸多负面效应密切相关。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很多地区开发土地面积的持续增长速度超过了各地区及州的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在县内的扩散以及跨县的扩散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负面影响，这促使一些州试图通过精明增长来限制城市与居住区的蔓延及其产生的影响。精明增长是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减少城市的盲目扩张，倡导建设相对集中、空间紧凑的城市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和开放空间，创造舒适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一种高效、集约、紧凑的城市发展模式。城市的一切发展均以土地为载体，因此，城市增长的精明最终落在土地利用的精明上。

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于 2006 年开展了一项研究，以美国四个实施精明增长的州和四个没有实施精明增长的州为研究对象，选取了 1990—2000 年这八个州的数据，以是否达到精明增长目标为标准，评估精明增长的有效性。研究集中梳理了所选择的州之间以及精明增长州和其他州之间的土地管理措施的不同。这项研究主要关注各州的精明增长计划是否达到以下五个目标：促进紧凑发展、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提供并促进多样化的交通选择、提供可支付住房、创造积极的财政影响。基于以上五个精明增长的目标，不同的学者分析了各州的各个绩效指标，评价了五个精明增长目标中每个目标的绩效。

第一，增长模式与趋势。格里特·卡纳普和丽贝卡·刘易斯认为大多数“精明增长州”的目标不是停止或者减缓增长，而是控制增长的步伐和区位，因此将人口和就业等级的增长率作为精明增长计划追求的外生因素是比较合理的。通过五套指标对八个案例州的规模与增长、土地利用、集中化、城市化以及中心化进行了衡量，为各个州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新视角。结果表明：1990—2000 年，相比于其他州，精明增长州的大都市区人口与就业的集中程度比其他州高，并且平均来讲，边际土地消费更低。另外，精明增长州的人口增长更多地出现在已存在的城市和新城地区，有更高比例的内城填充式的开发建设，而在精明增长州新增人口中居住在农村地区的比例不是很显著，说明精明增长对农村土地实施了更多的保护。

第二，自然资源与环境质量。特里穆尔和贝思古德曼针对精明增长政策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环境质量影响进行评估。自然资源如空气和水、土地和矿藏等与其他事物一起影响环境质量，因此，环境质量的提高可以被看成是保护自然资源的结果。特里等对于环境质量提高的成效的衡量选取了资源地、农业用地、参与保护计划的农业用地、土地信托的土地、州立公园用地等指标，精明增长州在资源地和农用地方面做得比其他州稍好，而剩余的三个衡量指标显示了没有实施精明增长计划的州表现得更好。由于各地的差异性以及对环境质量衡量方法的缺乏，这些数据没有证明前者比后者表现得更好。

第三，交通。提姆查平和基思·伊兰费尔特建立了拥挤程度影响的三方固定效应模型，拥挤程度的测度包括人均延迟时间、出行时间指数，是否实施精明增长计划为虚拟变量，同时选择了高速公路的长度、干道长度、人口、实际人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得出的结论是：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精明增长计划都能够显著降低拥挤程度的增长。提姆等又将上述的三方固定效应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换为：人口密度的变化、人均使用公共交通的数量、人均车辆行驶里程，并将这三个变量作为中间变量以影响拥挤程度。三个中间变量均对出行时间指数模型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

第四，可支付住房。斯图亚特梅克和蒂莫西·麦金农将住房组合和可支付性作为因变量，各州精明增长计划状况、人均收入、人口、住房价值中间值、人口密度、年龄在 25 岁以上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口比重以及就业密度作为解释变量，在对各州的分层回归分析中，没有实施精明增长计划的州的住房的可支付性受人口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精明增长政策会减弱这种影响。同时，回归结果表明教育程度高的人倾向于集中在高密度地区（Florida，2000）。

第五，财政。罗伯特·W.伯切尔和威廉·R.多普仑从财政的角度评估了精明增长政策的效果。首先用人口、人口密度、家庭、就业、个人收入、零售额、税基、房屋价值、多户住房单元以及通勤时间来衡量案例州在1980—2000年增长的空间分布情况，验证了精明增长州在城市或郊区县能保持较快的增长。其次，选取了支出、收入、税收与支出的比例以及财产税率的变化等财政变量来分析精明增长政策是如何影响城市/郊区县以及农村/未开发县的财政状况的。结果表明，精明增长州的发达地区对财政影响更为有效。

从经济层面看，城市蔓延的直接影响在于低密度扩张所造成的人均公共服务设施成本的增加，从而使得市政支出和财政压力陡增。有研究表明，蔓延具有使低收入家庭向市中心集聚的作用，从而导致中心城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能力降低（Glaese＆Kahn，2004）并且降低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Carruthers＆Ulfarsson，2008）。特别是，低密度和蔓延型的空间结构将导致城市供水、交通等单位开发成本的上升，继而极大抬升市政维护费用（Klug＆Hayashi，2014）。国内研究同样表明，城市低密度蔓延会造成政府公共支出的显著增加，但市政支出的增加并未使得新城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城市生活往往大打折扣。

在环境层面，城市蔓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和普遍。城市蔓延往往需要更多的空间承载，这就意味着原有的地理景观结构在短期内迅速改变，从而造成耕地较少、树木消失、动植物栖息地破坏、河网密度降低等负面效果（Sperandelli et al.，2013；QiongGao＆MeiYu，2014）。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蔓延的加剧，居民出行对机动车的依赖程度将会大幅提升，从而使空气、噪音污染逐步凸显（Van Metre，2000）。改革开放以来，在政绩导向的官员考核体制下，我国各地区相继出现城镇化用地增速快于其人口增长速度的现象，实际上就是城市蔓延的具体体现，从而造成道路投资需求高涨，然而在财政压力下，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相对滞后，居民出行过多依赖小汽车，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城市交通拥堵，引发更大的环境污染。

从社会层面看，已有相关研究表明，居住在城市蔓延区的人们往往面对的是一种比较冷漠的邻里关系（苏薇等，2008），而且也带有典型的健康方面的特征与影响，比如血压和体重等指标均超过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等（Ewing等，2008）。另外，由于这类区域的居民通常收入水平较低，因此相对更容易滋生犯罪等社会问题（Squires，2002）。对于中国而言，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了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城市蔓延不仅危及“18亿亩耕地红线”，影响国家粮食安全，更重要的是，城市蔓延所产生的失地农民问题，也对社会安全提出了巨大挑战（沈悦，2013）。

种种弊端促使人们考虑城市蔓延的治理措施，依据这些措施产生的时间和制定初衷，可将其分成蔓延控制（Rathkopf，1937）、明智规划（Burchell＆Hughes，1972）、增长管理（Pallagst，2007）和蔓延治理（Gray，2007）四个阶段，各阶段的主导策略也经历了分区、规划单元开发、引导发展以及精明增长的变化，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互动演进。这些思想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包括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城镇化的效益已成为很多非经济学家猜测和分析的话题。事实上，城市对现代经济的重要性并不主要体现在内部经济规模。相反，重点在于外部因素、人口溢出、外部经济规模以及随着产业化增长、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而已经变得更加重要的各种因素。这些外部效应可以根据不同维度来描述。专业化引起生产力提高可以从交易成本和生产互补性，教育、知识和模仿，相关的其他经济因素等加以区分。城市环境对生产率的外部影响表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至少有三个限制城市规模和影响城市规模效益的因素：土地及运输成本，无法估价的城市生活外部效应及更高的密度，还有影响城镇化效益的明确的公共政策。

首先是土地及运输成本。限制城市规模的重要因素与考虑再生城市的技术因素相似。不断上涨的房价和地价意味着大城市对拿着固定不变工资的居民的吸引力下降，随着城市扩张，如果要选择在这些地方生活和工作，提供的工资必须有足够的增长才能抵消工人们必须承受的更高的成本。来自更高密度的生产中的效率收益必须至少与需要增加的工资支付一样多。与工资和产品价格一样，住房和土地价格限制了城市的有效规模。丹尼尔（2005）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33个大都市区的城市规模进行面板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农业地租、交通成本、人口与收入四个变量可以解释将近90%的城市规模增长。

其次是城市密度未被定价的外部性。运输费用的上升和城市的高密度也许会带来它们自身的外部性。如果这些外部性足够大，它们也许会限制城镇化程度。当然，如果这些外部性是未被定价的，它们将不能充分地限制城镇化。在发达国家，机动车造成的空气污染通常被低估。直到最近，城市中的拥挤现象很少被定价，来自机动车事故的外部性很少被定价。在发展中国家，生活在疾病、传染病、火灾的高发区，也许会有额外的外部成本，这些外部成本也是未被定价的。在城市里的这些因素被低估的情况下，潜在的农村移民没有看到城市生活的边际成本。因此，移民将会过度，城市扩张会大于其有效尺度。

最后是公共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也许会在影响城镇化的范围及分布方面产生强大的间接诱因。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偏向于在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支持城市生产者和消费者（例如，制定低于市场价格的农产品产出价格和高于市场价格的城市产品价格）。自从20世纪80年代大大降低城镇化倾向的范围并减少在补贴上固有的被扭曲的迁移信号以来，结构调整政策被广泛地采用，但是有些政策仍然偏向于某些城市，尤其是首位城市。政策偏向于精英和官员的所在地会导致寻租行为和贪污。精英青睐于某些城市，使得不完善的政策也许包含了对工厂、设施或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直接公共投资；城市之间的投资有资本控制；对城市进入资本市场或取得许可和权限上强加了规则差异。在一些国家，例如中国，限制也包括对劳动力流动的明确限制。所有的因素都显示出为什么大城市的生产力要高于小城市。大城市允许在生产上有更深入的专业化和互补性。它们促进了溢出效应以及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学习，它们的规模也促进了风险共担。尽管给出了大城市潜在的负的外部效应，但是这些因素表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实际工资还是要高于小城市。城市的生产率要高于农村的生产率，并且这种差异会促使人们从有劳动力剩余的地方转移到生产率发达的城市工作和生活。

大部分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前景较为看好，认为提升生产率和企业的待遇水平可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然而事实不容乐观，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确实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和人们的收入水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城镇居民也面对着日益增高的生存成本，对于城镇化发展带来的乡村居民的迀移，更加面对着城市人口增多、污染加重等问题。由此看来，城镇化发展不会由人们期望的那样，不过，通过改善城市居民生存环境，可以逐渐调整城镇化发展的外部性。

不过，我们很难找到对于发展中国家城镇外部性的研究，其中经济学的文献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在科皮茨和克罗泊（2005）发表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城市交通事故频发与经济增长之间密不可分，但是对于交通事故或者交通事故所带来的外部性，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则没有研究。相比而言，城镇化与城市卫生安全的关系的研究较多，例如国家城市发展进程与传染病之间的联系、城镇化发展程度与公共设施卫生安全的相关性等。更多的研究数据可以在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等数据网站查询，如埃文斯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与贫穷程度有关”的结果等。虽然以上研究结果对于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外部性研究提及较少，但是其结果都能指向这一点。不过，由于缺少直接推论，我们只能在以上结果的基础上推断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受到外部性影响更大，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国家可以通过价格调控或调整税收的方式减少外部性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几乎都以牺牲第一产业作为促进城镇化的手段，利普顿（1976）就对此提出批判，他认为这种情况是国家对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扰乱了经济的正常规律。城镇化近年来趋向于无效率水平，而政府的价格调控政策和贸易政策为此提供了条件，让人们产生了城市生产率更高的偏见。实际上，这是因为城市部门具有附加价值，城市产品的价格虚高，衬托出农村价格低廉。

在1999年，贝克尔和莫里森就指出，在衡量价格扭曲和检测城市偏见问题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唯一明确，国际组织开始呼吁政策结构调整，经过20年的发展，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开放了价格。这使得本地价格和市场价格越来越接近。这一结果带来的影响有很多，根据1991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来看，这彻底消除了发展中国家的虚假价格优势，也让城市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

从理论的角度看，空间差异是由企业和家庭的所处位置决定的。企业为了利润最大化来确定位置，家庭根据就业最方便、效用最大化来确定位置。在企业和家庭普遍关心区域和城市的环境质量问题时，被广泛接受的可以通过统一的方式决定区域与城市的选址决策的空间位置的一般理论并没有出现（Fujita，Krugman＆Venables，1999；Fujita＆Thisse，2002；Berliant，2007）。金（2004）认为，经济地理学分为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两个领域。

在经典的亨德森模型中（Henderson，1974），城市只是规模不同的岛屿。忽略位置的城市规模的分布的研究，形成了城市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重要议程。经济地理学的各种理论提供了有关空间不平等的不同的因果解释并引出了对付不平等的不同的政策反应。在模拟不断增长的回报中的理论创新，已经导致了许多传统概念的形式化，比如马歇尔外部性（技术外溢，劳动市场共享，获得贸易中间投入）和领域的外部性（前向、后向联系和市场规模），这也阐明了空间集聚和扩散力。在一般情况下，由马歇尔外部性和区域外部性得出，空间不平等是集中与分散力量平衡的结果。从区域的角度看，地理集中的集聚力是先天的优势，在交通和通讯上的高成本导致生产要素和产品方面的离心力是不变的。从一个城市的视角看，就是在拥挤成本的情况下集中新的土地供给得到固定结果所需要的成本。城市集聚导致住房和通勤成本以及由大的犯罪、污染和疾病造成的成本增加。

两类区域经济学模型在处理区域差异上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第一类模型基于标准的新古典假设，即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政府的作用是限制影响商品、劳动和其他要素流动的基础设施投资。政府也许没有能力去影响源于技术或资源的比较优势的向心力，但它可以通过降低要素流动来减少商品的流动，进而提高区域专业化或不平等程度。第二类模型基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地理的新模型”，政府干预的潜在作用明显，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由于“因果累积”存在潜在力量，很小的补贴可能有显著的一阶效应。第二，增加商品、劳动和资本的流动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对空间不平等有重大影响。第三，因为市场均衡分配在这些模型中是低效的，所以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不会达到最佳水平的空间差异。

当规模报酬递增来源于前向和后向联系，而不是生产上的市场规模和内部规模经济时，有可能得出一个地理集中的倒U形模型，在模型里，区域不平等先升后降。前向联系体现在，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供了积极的外部性使生产增加。后向联系体现在，下游企业向上游企业提供了积极的外部性使生产增加。当劳动力不变时，最后货物的运输成本的初始下降导致地理集中和区域差异；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区域不平等会下降，制造公司的位置会更加分散。因此，至少在原则上，大大降低了最终产品在一定条件下的可能运输成本，导致区域不平等长期减少。

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些地理学上的标准化模型证明了在发展中国家对了解区域不平等没有足够的引导。这些模型大部分是静态的，没有包含经济活动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转变，而这是发展的一个标志。普加（1999）指出，区域不平等的程度被制造企业从农业部门招聘职工的能力所限制。因此，集聚的潜力主要取决于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穆拉塔（2002）指出，区域不平等的程度可以由消费者支出模型约束。随着经济活动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区域不平等普遍上升；这种转变的程度也许取决于消费者在制造业增加支出股份的速度。

经过数年的研究分析，学界得出位序——规模法则（the rank-size rule），此法则的适用对象为城市体系。根据这一法则，在计算城市规模时，需要假设城市出现的次序与城市人口数量的乘积保持一致。根据法则运算，某国第一大城市的规模则是第二大城市规模的二倍。许多学者，如多布金斯（1998）、罗森与雷斯尼克（1980）和苏（2005）都对美国进行了研究，认为这种法则在美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后来学者对此法则的解释是完全机械化的，藤田和克鲁格曼（1999）基于法则提出了一个“过于简化且虚无主义”的模型。加巴克（1999）则认为，如果城市规模达到一定水平，那么人口数据和城市规模会达成一个简单的乘积关系。19世纪时，由于生产力水平所限，劳动力的跨空间流动十分困难，因此古老欧洲大城市的城市居民数量要比发展中国家要少，普加（1998）论证了这一观点。也正如他所强调的，城市长期的规模分布与城市中收益的增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当城市的外部规模经济强度大时，那么城市规模的分布规则则会更难探究。因此，我们现在仍然无法理清城市规模和生产收益之间的确切关系。

数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的分布会受到政治发展的影响。苏（2005）收集了73个国家城市规模的数据，发现城市规模除了受到城市顺序的影响，还发生了明显的指数关系偏离，即为政治影响要比经济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更深，政治变量包括政府制度影响、政治权利中心变化、国家主权变动等因素。阿德斯和格莱泽（1995）对此进行了深度调查，他在15年间统计了数个国家中最大城市的人口数据，共计85个城市。在数据分析中，发现“首位城市”对比数据为独裁国家要比民主国家的大45%；而由独裁转到民主的国家的“首位城市”城市规模与自古就是民主国家的“首位城市”相比要大40%。以上研究成果虽然经过了不同因果关系的论证，但都表明城市规模变化的规律。

最优城市规模是由集聚经济和拥挤成本之间的平衡来决定的。在亨德森（1974）的传统城市系统模型中，马歇尔外部性的向心力与土地租金、通勤成本的离心力的平衡决定了城市的规模分布。由于外部性被认为是特定于行业的（地方化经济），一个从事单一产业的城市和它的大小是由其马歇尔外部性强度来决定的。从这一理论视角来看，如果地方化经济在一些行业是特别强的，城市不平等可能上升；如果拥挤成本相对积聚力量更显著，城市不平等可能会下降。在近些年的城市模式中，阿卜杜勒·拉赫曼与藤田（1990）指出，依据城市规模分布相似的结果来看，向心力从马歇尔外部性变为斯彭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类型的外部性，在他们的模型中城市规模和薪资与各种中间投入成正相关。与亨德森（1988）的模型不同，城市没有达到最佳规模。这两个模型提出了城市专业化或不同产业的多元化的不同动机。在亨德森（1974）模型中，马歇尔外部性的性质决定了城市的类型。如果外部性是地方化的类型（具体到特定行业），城市很可能是专业化的；如果外部性是城镇化的类型（具体到城市），城市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在以斯彭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艾泽经济外部性为基础的城市模型中，阿卜杜勒·拉赫曼（1996）指出，城市专业化与多元化程度可能是一个关于城际运输成本的函数。当城市间交通成本低的时候，开始城市专业化，以便通过集聚经济获得大量多样的非贸易性投入；当城市间交通成本高的时候，城市开始多元化，目的是降低交通成本。因此，正如对区域专业化一样，城际交通和地方拥挤成本对城市专业化的影响也可能是有限的。

城市与农村工资缺口决定于集聚经济和不经济的力量对比以及运输成本。在哈里斯—托达罗（1970）模型的基础上，劳赫（1993）针对城市与农村工资差距产生的原因提供了不同的理由。模型中有两个城市部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以及一个农村部门。工资在城市正规部门最高，在城市非正规部门最低。如果城市预期收入较高，一个农民工将迁移到城市；如果他们从事之前的工作，他们会过得更好。劳动寻找过程的不确定性，也许有助于产生城市—农村工资差距。劳赫指出，在库兹涅茨（1955）的说法里，城市不平等可能遵循倒U形曲线。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当人口主要在农村时，农村收入相对较低。因此，农村经纪人愿意冒着在非正规部门不充分就业的风险，以期待在城市正规部门工作取得更高的工资。因为在正规和非正规的城市部门工作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比在正规的城市部门工作和农村工作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要高，初始城镇化的增加使收入不平等增加。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减少，城市与农村工资差异下降，城镇化速率也下降。农村经纪人不愿意承担非正规部门就业的风险，收入不平等下降。

从众多的研究中总结证据以估计城镇化经济水平，罗森塔尔与斯特兰奇（2004）推断，生产力提高3%～8%，城市规模会扩大一倍。格莱泽与马雷（2001）发现，美国城市工作者比农村工作者多获得1/3的收入。惠勒（2004）和基姆（2006）也发现城市工资较高。费伊（2000）指出，因为城市伴随着更高的工资和生产力，城镇化通常伴随着收入的增长。然而，在1970—1995年之间，非洲的人均GDP每年降低了0.66%，而城市人口一年却增加了5.3%。非洲城镇化是由非经济因素所致，文中提出，非洲的城镇化水平并不完全等同于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他们指出，因为非洲是在殖民时期开始城镇化的，最近的城镇化没有增长，这可能由一个假说解释。凯赛德（2005）也认为，非洲的城镇化是不过度和不均衡的，但某些地区的城镇化（如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中东，北非，南亚）似乎与工业化只有一点点关系。在这些地区，城镇化似乎是被非正规的服务业部门的增长所推动的。巴里奥斯等人（2006）发现，人们从农村到城市，不是城市的工作将他们拉过来的，而是农村的工作将他们推过来的。1960—1990年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村缺乏降雨，抑制了农业生产，使得农民进入城市。麦考密克与沃赫拜（2003）发现，返回的国际移民将更多的储蓄带回埃及城市而不是农村，进一步扩大了空间不平等。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大部分理论与实证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发展模式进行的，而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背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计划经济色彩的土地制度以及行政管理、城市设立标准的差异，都使中国城镇体系与基于西方国家和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模型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构建中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最优城市规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