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假说

在中国财政收入集权而支出责任分权的背景下，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通常被认为更加了解本地居民的偏好和需求，信息上的优势使得地方政府有能力提供高效而低成本的公共产品。然而，分权的好处并不能同等程度地扩展到政府税收方面，地区税收的不同选择可能会导致无效率和不公平，因而倾向于建立统一的国家税收体系。

在分税制条件下，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支出责任与其财政收入权利不相匹配，形成地方政府的纵向财力短缺。在中央转移支付不尽健全和合理的情况下，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座城市，市政设施健全、完善，市容市貌整洁、亮丽，往往是这个城市有较多的土地出让金；反之，城市设施落后、破败不堪，往往是土地出让金很少。

基于以上分析，土地出让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弥补地方政府财力短缺的作用，因而能够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

由此提出假说1：

土地出让金的增加会提高工程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

公共产品可分为工程性公共产品和服务性公共产品。工程性公共产品主要包括交通、电力、通信等的建设；服务性公共产品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两者相比，工程性公共产品更具有短期性，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服务性公共产品主要着眼于增加居民福利，在较长时间后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正是由于服务性公共产品带动经济发展的长期性，这种公共产品不一定能够在地方当权者任期内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地方政府可能更热衷于工程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即土地出让金的增加会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并且其对工程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推动作用显著于服务性公共产品。

由此提出假说2：

土地出让金的增加会提高服务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但对工程性公共产品的效果更为显著。

2.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根据假说1和假说2，实证研究采用2005—2014年我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篇的被解释变量是公共产品供给，分为工程性和服务性两种类型。本篇选择道路和公共交通指标衡量工程性公共产品供给，具体选用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和公交车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选择教育和医疗指标衡量服务性公共产品供给，具体选用每万人教师数和每万人医生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基于已有的文献，结合假说1和假说2，本篇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1）本期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增加能够为地方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提供财力保证；（2）滞后一期的土地出让金，设定这个解释变量是考虑到土地出让带来的财政收入对公共产品供给规模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3）预算内财政自主权，本篇选用人均预算内财政自主权衡量，具体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人口，这个指标比较高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较多依靠自身的收入筹集，因而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小，具有较高的自由度；（4）人均GDP，经济水平的增长能够促进公共产品的投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密度和非农产业比例。

土地出让金相关数据来源于2005—2014年的《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公共产品相关数据来源于2005—2014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考虑到人口数量对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可能存在的影响，本篇对以上公共产品供给规模采用对数和人均数进行实证检验。

3.计量模型与检验结果(www.daowen.com)

本篇的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的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地级市和第t年。

Y it是被解释变量，本篇的被解释变量是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分为工程性和服务性公共产品，具体为i地级市t年的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和公交车数量的对数值，以及教师和医生数量的人均值。

ln land it是指i地级市t年的土地出让金对数，ln land it-1是指i地级市t-1年的土地出让金对数，gap it是指i地级市t年的人均预算内财政自主权，pergdp it是人均GDP，γit是控制变量组合，包括人口密度和非农产业比例，μi是指无法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动的影响因素，θt是时间虚拟变量，εit是残差项。

表4-8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4-8为土地出让金与公共产品供给固定效应回归的实证结果。表4-9用当期和滞后一期的土地出让面积对数替代表4-8中的土地出让金指标，对计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一和模型二的被解释变量是经济性公共产品，分别为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对数和公交车数量对数。模型三和模型四的被解释变量是服务性公共产品，分别为每万人教师数和人均医生数。通过对道路数、公交车数量、教师数和医生数这四个指标的对数形式和人均形式分别进行回归检验发现，道路和公交车数量这两个指标的对数形式回归结果较为理想，而教师数和医生数这两个指标的人均形式回归结果较为理想。这可能是因为年末实有道路面积和公交车数量这两个变量与人口的关系没有教师数和医生数这两个变量密切，故而本文模型一和二采用对数形式，模型三和四采用人均形式。表4-8和表4-9列出了各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当期和之后一期的土地出让金与工程性和服务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换言之，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对地方政府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即土地出让收入越高，公共产品供给规模越大，故而假设1得到验证。对比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土地出让金与工程性公共产品的正向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对工程性公共产品的激励作用更强，因此假设2也得到验证。

表4-9　土地出让金与公共产品供给

说明：*、**、***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在表4-10的四个模型中，采用土地出让面积对数代替土地出让金对数对土地出让行为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土地出让面积对数与年末实有道路面积对数和公交车数量对数仍然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与假设1相符。表4-10模型三和四的回归结果表明，土地出让面积对数与每万人教师数和每万人医生数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产生这样的回归结果还可能与选择的变量有关，一般城市规模越大，土地出让面积也会越大，但是教育和医疗在供给方面存在规模效应，因此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教师数和医生数达到一定规模后不会再继续增长，从而影响土地出让面积和教师数与医生数之间的相关性。

表4-10　土地出让面积与公共产品供给

备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的回归情况也基本符合预期。地方政府的人均一般公共预算规模越大，越能够为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财力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就越大；人均GDP数额越大，经济发展程度高，公共产品供给具备更加充分的财力保证；人口密度对土地出让的效应不明显，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对公共产品有较高的需求，但是这些地区并不一定具备充分的财力实现公共产品的充分供给，故而其效用并不明确；非农产业比例与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呈现正向相关，但是相关性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