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土地财政对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影响机制

就地方官员而言，与工业相比，发展房地产业具有极大的优势。从行业自身特点来看，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下，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投资效率远不及房地产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13，28]，相比之下，房地产业具有收益时效性强、风险性低等特点，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地区整体经济。在土地财政的杠杆作用下，发展房地产业的收益被进一步放大。首先，土地财政拓宽了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业的收益渠道，为地方政府带来两笔快速实现的收入：一是在土地出让当期即能实现的高额出让收入；二是以营业税为主的房地产业相关税收，通常在建造和销售环节实现。而同为高税行业的工业，投资回收期通常较长，从土地出让到企业形成生产能力、为地方政府带来持久稳定的增值税收入的时期远久于房地产业[7]。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地方官员五年一任的任期限制，加大了他们进行短期行为的倾向[31]，发展工业更可能是为下一任官员“做嫁妆”，而房地产业则可以在短期内带来高额收益。其二，在财政集权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下，营业税作为地方独享税的优势日益凸显。由于增值税属于共享税，地方政府发展工业的收益会被中央攫取75%，且增值税由脱离地方政府管辖的国税系统征收，降低了地方政府发展工业的积极性[1]；而营业税为仅有的地方独享税之一，征收管理全部由地方控制，地方政府能够获得提高征税效率的全部收益，且由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均缴纳营业税，会对建筑收入产生双重征税[27，32]，因此从收益绝对量和征收管理权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业的动机更强。其三，从地方政府融资角度来看，土地是地方政府撬动银行资金、实现房地产投融资的重要工具，而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土地出让收入和相关税收收入也是政府偿还基础设施投资巨额贷款的资金保障[28，29]。由此，房地产与土地财政之间更可能存在互联互动的效应，土地财政推高了商业地租，而房地产价格也拉动了土地财政增长[33]，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偏爱也就不难理解。

在地方政府引导下，土地财政引导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使得地区产业结构偏倚第三产业；同时也对地区工业发展产生了间接的“挤出效应”。高企的土地价格会不断推高房价，提高劳动力的生活成本，抑制人口城市化，同时劳动者为维持生活会要求更高的工资，企业工资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土地财政疏通了地方政府的收入渠道，激励地方政府扩大政府规模，即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强化市场控制能力，导致资源高度集中于房地产业，更不利于地区工业的发展[31，34]。土地财政对工业化水平的影响机制如图2-2所示。

图2-2　土地财政对工业化水平的影响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说2.1：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土地财政抑制了工业化水平。

2.土地财政影响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由于历史原因和要素禀赋差异等因素，我国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东、中西部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率先进入新型工业化，而中西部地区工业产出效率较低，且承接了较多由东部地区迁移的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与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差距愈发明显[22]。在要素资源禀赋较高的东部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策略成功吸引工业投资和人口流入，工业化发展程度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要素禀赋条件相对落后，在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上无法与东部地区竞争，地区要素禀赋限制了高价出让商住用地以支撑地方政府发展工业的空间，进而也约束了中西部地区参与工业用地低价竞争，因此相对东部而言，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程度较低。在工业化进程已经存在显著差异的背景下，陶然等[7]提出，要素禀赋条件不同使得土地财政对工业化水平的负面效应出现区域性差异。

东部地区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加剧商住用地供不应求的现象，直接推动房价上涨。同时由于东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土地增值比较快，地方政府也可通过更为市场化的方式高价出让部分商住用地来弥补工业用地出让所带来的亏空[7]。由此，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出现了房地产业过度繁荣的现象，对工业产生了直接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一路高涨的房价带来了劳动力生活成本的上扬，使得无法承受高房价的低端劳动力向中西部转移；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工业企业的工资成本，对低附加值的工业产生了挤出效应[35]。而中西部地区凭借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等优势，承接了较多由东部地区迁移的低效率工业企业，减缓了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业的畸形偏好，部分地区工业化水平还有所提高。

由此，提出假说2.2：

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土地财政主要对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产生负面效应。

3.土地财政影响工业化水平的中介渠道：房价

在土地财政的背景下，商住用地一级市场价格被地方政府推高，房地产商的购地成本不断上升。房地产商将高额的商业地价通过价格机制最终转移至消费者手中，最终反映为房价不断上升。因此，高房价的本质是高地租[36]。而另一方面，高房价能够提升官员任期内政绩，并打通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抵押物的价值，缓解财政压力[28，29，37]。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以调控房价（“国十条”“国八条”等），但在土地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配合中央调控动力不足。总的来说，土地财政与房价“互联互动”，既加速劳动力外流，又提高了留存劳动力生活成本、增加企业人力成本，对地区工业化水平产生负面影响。(www.daowen.com)

已有研究发现，房价上涨能够影响劳动力要素流动，进而调整产业结构。经赫尔普曼（Helpman）修正的克鲁格曼（Krugman）标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将住房价格引入劳动力地区间流动的影响机制，指出高房价会降低劳动力的效用，削弱该地区的劳动力集聚。国内较多的研究也证实了房价是影响地区要素集聚、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29，35，38，39]。地方政府过度抬高商住用地出让价格的行为带来房价飙升，使得房地产市场发展脱离了正常的市场规律与运作节奏，进而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高房价诱发劳动力迁出，也提高了劳动力的迁入成本，限制人口城市化的集聚效应[34]。在我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尚未出现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力净流出趋势必然导致地区工业发展受挫。

另一方面，政府将出售土地作为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使得房价等与城市化过程相关的劳动力生活成本提高。倘若劳动力价格仍维持在较低水平，会挫伤劳动积极性，导致劳动力流失；同时，低收入会导致内需不足，加剧国内资本与劳动收入的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可能导致富人增加服务性消费，而穷人会将收入主要用于农产品消费，降低对工业品的需求，减缓工业化进程[23]。不论是从企业自身还是宏观经济来看，房价上涨必然要求劳动力价格也上升，然而这也加剧了企业的工资成本负担。工资成本的提高直接导致了生产成本的提高[40]。对于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我国工业企业而言，工资成本的上涨减少了利润和现金流，降低经营效率与产出。部分工业企业在未形成工业技术优势时已经失去了劳动力价格优势，致使常年亏损而缩小产值，最终面临倒闭而退出市场，发生“早熟的去工业化”现象[23]。因此，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延式增长的阶段，房价上涨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带来了工业竞争力的下降。房价的渠道机制如图2-3所示。

图2-3　土地财政与工业化水平：房价渠道机制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说2.3：

高房价是土地财政抑制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渠道机制。

4.土地财政影响工业化水平的中介渠道：政府规模

土地财政的原因之一是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事权大于财权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收不抵支的窘境迫使地方政府经营土地来缓解财政压力。土地出让产生的高额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业相关税收收入，增加了地方政府所控制的经济资源，为政府扩大职能提供了较为充裕的资金支持，使其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干预市场的能力增强，即政府规模扩大。

然而，源于土地财政的政府规模扩张并没有引起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效应”，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短视行为反而加剧了市场失灵。以高价出让商住用地推动房地产业发展的策略，对地方财政产生了短期内高收益、低风险的正面性影响，给予地方政府以房地产业创造政绩、以土地财政拓宽财政收入的强烈激励。并且，房地产商对地方财政的“捐税”行为，增强了房地产对地方政府的俘获能力[41]，可能引发官商勾结与腐败，影响地方政府决策。因此，土地财政诱发的政府规模扩大，使得地方政府更有能力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过程，经济资源更多地受到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控制而转移到高收益的房地产部门，对地区工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具体表现为：其一，以城市化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规模扩张形式为房地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房地产业投资，吸引其他部门的资金更多地涌入房地产业[42]；其二，城市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也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重要因素[37，43，44]，房地产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资本化到房价中，进一步推动房地产业的收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对房价的杠杆作用引诱更多的资源进入房地产市场；其三，为刺激房地产需求，地方政府出台购房补贴、提高公积金贷款限额并延长年限等政策，刺激了房地产投资和投机行为的生成；其四，政府规模越大，房地产业的“资源租”越高[45]，越可能引诱工业技术创新人才涌入房地产市场进行投资和投机的套利行为，不利于工业部门的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积累，更损害工业的长期增长。因此，政府规模越大，意味着越多的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被配置至房地产部门，对工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政府规模的渠道机制如图2-4所示。

图2-4　土地财政与工业化水平：政府规模渠道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2.4：

政府规模扩张是土地财政降低工业化水平的渠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