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经济史》共分九篇，远溯史前期，止于近代。本书属稿始于十五年前，时先生第二次自欧洲归国，试写《近百年经济史》，率成百万言，为中央研究院蔡孑民院长所见，拟为付梓，因先生意有所待，遂尔中止。未几，先生应聘赴北方讲学，先后主讲国立河南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等校“中国经济史”，陆续成第一篇至第九篇。原稿既繁，印行不易，乃频加删约，俾便椠版。二十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但排印未竣事，香港失守，缮稿散失。三十二年，应商务印书馆之请，以战时人力物力困难，复将全书缩编分上、下二册分期印行。日月荏苒，忽忽十有五载。廉思自民国二十年从先生游，立雪绛帐，朝夕承教，今获睹此辛勤创作之良史留赠祖国及后世，衷心感奋！孰逾于此。爰就本书著作时观感所及，略白所怀，庶海内外读者，有以观览焉。

先生幼承家学，其先人葛荪公为理财名家，母夏太夫人深通艺文，叔孟融与从兄瑨阶精究法律，均对先生督课綦严。稍长从学于同郡邱湘舟先生习词章、湘阴黄铭功先生习古文辞。先是浏阳谭嗣同者，为我国清末最先倡导政治改革及泰西科学之人，与先生居同邑。谭氏治学，重器识，尚力行，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戊戌政变失败，躬罹其难。谭氏既殁，先生读其遗书，规其行谊，想慕其为人，所受其影响至深且大，后日之勇猛精进，志学行仁，多本于此。

民国七年四月，先生东渡赴日留学，会“二十一条”事起乃返。是年秋季，转学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后，两次赴欧游学研究考察。比再度归国，遂谢绝世务，专以讲学著述为职志，十余年间未尝旁骛，河淮长江南北，前后从学者三四千人。

综观先生治学，可分二期：三十以前颇思经纶世务，其读书惟揽大略，重经验，好远游，是以行踪遍历西欧德、法、英、荷、意，近东波罗的海诸国，其在国内旅行二十余省区，自名都大邑，工商业城镇，水利盐区，矿山渔场，远及关塞形胜，山陬海澨，凡舟车之所通，所至极远，不可悉记。三十以后则务为深思刻学，寝馈于德、法、英、日各国文献，出入新旧历史学派、曼彻斯特学派、洛桑学派、奥国学派，及各经济理想等派之堂奥，因能汇集万流，进退百家而撷其神髓。

先生之学，既植基于广厚科学基础之上，故望之轮廓融浑，波澜浩瀚，若无涯涘，然迫而审之，则文理密察，持义周至。其讲学也，立胜于破，不可摇撼；对于纯理论的、历史的、实务的经济学，均本其自我观点，慎思明辨，而发挥其独到之见解，而《中国国民经济史》即从此种学术渊源上显示其智慧与魄力！

《中国国民经济史》之特点安在，读者自能体察，本无庸贽辞；惟就廉思所见约有数端，可得而论。(www.daowen.com)

一、就一般观察，中国经济史之作，颇受欧洲大陆日尔曼经济学派之影响，但细察其作风，则又与彼邦学者所著之国民经济史互异。其相异之理由，最自然的解释乃由于两者间民族特性、制度、学术、历史背景之不同所致。在本书中，先生首先划定世界经济二主型，指出亚洲经济进程与欧洲经济进程分歧之点，并辩证其所由然，而以经济制度综合民族创化政制演进，视其推移，作为分期之根据。本书在此方面之成就，厥为哲学渊源深厚，运思周密，理论系统自然一贯，以明晓的组织手段，处理数千年来最繁复与驳杂的史材，段落明朗，表里精粗，无所不到，足与欧洲经济史诸名作共垂不朽。

二、其次，本书意念是从先生所创建之经济史学原理出发。对于吾民族经济进程之特征与价值审慎估计，从不掉以轻心。先生在经济的“型范”与“分期”中，不仅指出其经济的循环，且通释全体经济之演变，而对于经济领域之开拓、生产力之进退、民族势力之消长、经济之分散与集中、经济重心的转动、经济政策的成败利弊等，解释尤为详允。由于纯正经济史学之合理运用，于是前此我国经济史论界根据某些外来的幼稚与粗糙程式所招致之不健全的见解，悉可澄清。

三、本书对于吾民族过去之经济发展，重视其努力、衡量其得失、珍视其教训，通观全书用意甚明。其关于“民族经济教训”书中，反复致意者，可归纳为一事，即合理之国民经济制度。先生尝言：立合理之国民经济制度，则生产力旺盛，分配均遍，家给人足，国防强固，因之民族创化力伸张，学术思想进步；反之，则生产力萎弱，财富褊聚，贫富悬殊，国防不竞，因之民族创化力消减，学术思想退化。前者为治平之资，后者为肇乱之媒（见第七篇第十三章第八节“结论”）。仁人之言，言赅意远，诚足为谋国者之箴砭。

上之所陈，仅就个人于校阅原稿时之直觉所及而率意道之，其有当与否，自审对于本书之内在价值无所增损，倘有违于先生原著精意之处，更盼先生进而诲之，则幸甚矣。

民国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后学金陵陈廉思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