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前八篇观之，略可考见过去中国经济政策以农为本之精神，并损益于国权纪制与自由放任之间，迄明清之际，其事尚未大更。

明代对于经济政制有所建树者，以刘基、张居正等为世所熟知，其究心经济政制理论有著述行世者，则为黄梨洲、顾炎武、王夫之诸氏。颜元云：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材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然通观有明一代，大抵重因循而惮改作。洎清之季世，中国局势大变，盖对外战争失败，内乱连延，经济残破，物质匮乏，与精神贫困交相煎迫，于是对于经济改造之要求益切。而依此所发生之经济问题及其处理方式，亦与前代有异。此盖由于世界经济组织与科学发达之自然成果，代表此倾向者当时号为新政。

所谓新政，包括国防强化、宪政实施、经济改进、科学教育文化革新诸大端。而在经济改进方面，则以倡掖工商为其特征。夫中国素来尚农抑商，故道、咸以前，对于欧洲商业国家之企业经营法度，初不加以重视。但时当国内农业危机频数（此乃由于田率逆差、地权偏聚与农业生产力相对降低所酿成），祸乱相续，因此国人无不属望于工业发展，借以和缓农业危机，并资为过剩人口之尾闾。且自清末叶，工业生产力学说（Produktive Kraft）输入中国，国人已渐了解工业生产之优势远凌农业之上。【按：工业生产力说，倡于德之李斯特，经马洛伊斯可（Manoilesco）之阐释，而其说益明。大意谓：工业利润大于农业利润，农业生产力依附工业而益发皇，工业足以拯救农业恐慌；故工业可视为最大可能之生产力，而具有内在优越性。】故公私资本投向于工矿、交通诸业者渐多。

经济革新之政，始于同治初元，迄光绪而渐盛。如光绪二十四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订立《奖励新学新法章程》，凡发明制造船械、枪炮等器新法者，颁特奖专利五十年；发明日用新器者，给工部郎中实职，专利三十年；仿造西器制法，流传中土者，给工部主事职，专利十年。是为政府明令奖励工业发明之始。二十八年，公布《试办银行章程》。二十九年，颁布《公司法》，设商务部，以路矿事务归并商务部办理。三十二年，设商标局，公布《破产法》（与经济制度关系最深之立法为《财产继承法》《公司法》《破产法》，至是均制定）。光绪三十三年，各部设统计处，各省设调查局，公布《矿务章程》。宣统二年，江宁南洋劝业会开幕，明令奖商保侨诸端。此经济行政之荦荦大者。至国营军需工矿、交通、金融诸事，已分见前各章。大率论之，自同、光之际，工业建设旨在强兵，故多属官办军用事业（如江南福州造船厂，江南、江宁、成都、福州、吉林、安庆机器制造厂，均以制造兵器为主）。自光绪八年至二十年，改倡官商合办各项企业，其中以棉纺织业设厂为多；自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允许外资在中国设立工厂，由是，英、俄、日、德等国商人于南北通商口岸及租界设立纺纱、制油、面粉等企业，络绎相属；自光绪三十一年起，政府积极提倡民营企业，先后开办煤铁矿八，设立棉纺织工厂十七，面粉厂十五。同时，外资创立之工厂亦达二十余起，由是造成本国境内之外国经济，此外国经济具有优越之竞争条件，故对于中国企业之压力极为沉重。

新政推行阅五十年，律以并世诸大国完成工业革命之先例，宜若有成（英、法、德、美工业革命均在定期内完成；日本维新三十年，其效亦显）。然在吾国，则进步固极濡缓（严复评清代维新有云：为之者一，而败之者十，事设三十余年，无一实效可指。见严译《原富·部丁篇五》），即民营企业亦岁月蹉跎，所胜无几。揆厥因由，约有数端可得而论。

其一，为外力之干扰。原欧洲商工业革命本身即含有独占（monopol）性质（休谟云：一国若在商业上先于他国而享有商业利权，则前者之卓越技艺及其保有的大量资本，足使后者恢复其地位感觉困难。语见：Hume，Political Discourses）。当其营利之追求无限扩大时，即变为国权的泛滥，侵略主义由斯而起（如大斯拉夫主义、大日耳曼主义、大英帝国主义），故其经济独占政策对于欧洲以外各国经济发展，在在施以有效之拦击。当东西印度、南北非洲先后夷为奴虏时，而中国之被侵乃益亟，国民经济处境益困，自由活跃之力全失。此外在因素对于中国经济改进所加之破坏影响，近人类能道之，毋取词费。

其二，为内政之暗弱。中国国民经济史之特质为统一集中之帝国经济。夫中央集权政治，固然有保证经济统一、促进经济强化之作用，然必法制灿备，政尚宽仁，其效始显；反之则流弊滋生，后果至为可畏。考明代布政，惟务专制。自朱元璋废宰相，独裁庶政，捶挞大臣，虐杀士大夫，专制毒焰，号称极炽！其嗣君踵行其教，擅作威福，怠荒误政（如神宗二十余年不朝，政由佞幸宦寺），实乃专制之极弊！清沿明制，政尚独裁，六部既无实权，地方仅承号令，故政权虽极度集中，除少数令主有所作为外，中叶以后，政治效率极为低弱。专制痼习积重难返，由是政尚阴刻，务以朘削国民为尚，国力孱弱，职是之由。而国势阽危，客观上往往招致外族之侵略，于是吾民族纵然有勤劳、储蓄、善发明、能创作诸优良德性，而在世界经济决胜广场上，终以缺乏开明政治的启导而坐失良机，终致经济上主客易位，先进者沉沦，后来者反居上。斯诚近百年来国运艰危之所渐，而政治改革之要求遂不可已。当政治改革受清室贵胄之阻挠，一再被挫之后，经济改进自亦鲜功可言矣。【按：英、德、法、美、日近代经济改革，均在政治改革完成之后，故其事势顺应，而收效确实。】(www.daowen.com)

其三，为学术基础之浅薄。夫近代经济改革，其事至为繁赜，故计虑必本于科学，施行宜求其合理。而知与行俱须植根于深厚学术基础之上，究其决策之宜否，而国计民生之荣瘁系之。观于欧美诸邦之经济进步，大都与其国之学术昌明有关（“斯密经济学派”指导英国经济政策，“李斯特学派”及“德国社会政策学会”指导德国经济改革，为世人所周知。近人尝言：德国学者先建其精神帝国，然后产生德意志帝国），故主其事者，智虑纯一，高瞻远瞩，诸如企业管制、保护关税、金融财政之健全、所得分配之合理化、对外经济条约之商订等，无不悉心研讨，计划周详，井然有序。反观吾国，当有清之末，朝野固知竞言时务矣！然当时主持新政者，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俱未足以语此。盖曾既过于持重，李亦所虑未周，其余在野诸人，亦仅止于开风气，对于当代国际经济之复杂关联，及商约、关税、航业诸事，俱未遑深究，是以严又陵尝言：近世变法，大抵不揣其本，而支节为之，为政者于西方艺学一无所通（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又云：外人定条约，督其署诺，则谨诺之。不但不能驳，即驳之亦不知所以驳也（《原富·部丁篇八》）。不仅此也，当时国际经济政策所及于中国之影响，国人固极少深悉其内蕴者，因此时代错误之认识，往往而有。如“自由贸易”政策之在欧美广义言之，以道、咸间三十年为盛【按：道光十三年，德国“关税同盟”成立，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滥觞；道光二十六年，英国“谷物条例”废止；道光三十年，德国田地改革完成；咸丰十年，英国确立“自由关税”制度；同年，英、法订立《科布登（Cobden）条约》，是为自由贸易最盛时期】。光绪三年以后，自由经济政策失势。光绪六年，普法战争结果，欧洲转向“国家经济”政策时代，自由贸易已成弩末。故牢曼（Naumann）尝言：国家以重商政策训育自由经济政策，复以自由经济政策训育国家政策。而国人对此茫然无知者，尚不乏其人。夫亚当·斯密之“自由贸易学说”，在英国为福音，在他国则为国难，此义欧陆经济学者李斯特于道光二十一年出版其《国家经济学》时，固已指陈其失。然在中国，则博学如严又陵，尚蔽于自由贸易之说，而未及时加以纠正（严氏译文“按语”称：凡贸易相养之中，意有所偏，私立之禁制，皆使物产腾贵，见《原富·部丁篇七》；严氏又据斯密学说，反对贸易逆差理论，见《原富·部丁篇三》）。严氏一代宗师，尚不免千虑一失，自郐以下，更无足讥。凡此可证，尔时朝野倡导新政者大都学鲜深究，事不立本。如此冀以草率更张，与世界工厂之大邦争衡，宜其遭受重击，铩羽不振矣。

综前所论，具见中国经济改进之要求虽甚殷切，但因内外阻力交织（论其表，则外在因素胜于内在因素，实则二者兼重，未宜轩轾），故其进程濡滞，蹐天跼地，收功有限。于是明识人士，佥以倡明科学，规制宪政，排除外力干涉，为拯焚救溺之图，并视此为经济改进之平行工作。

夫所谓倡明科学，原非限于输入自然科学为已足（如张之洞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乃在乎对于中西学术之全，去伪存真，黜私欲而彰公理。切言之，中西学术制度各具本原，各存体用，全而化之，庶可极高明而致悠远。夫如是，然后民族气质充实光辉，令行政举，民共乐成，乃足以一扫过去举国阴森、上作而下不应之弊（清季学术匮乏，哀同心死，故人心离贰，有私无国，民间对新政漠视，若存若亡。方中日之战，海陆丧师，京师震惊，而四海晏然。故李鸿章尝愤语云：以北洋一隅之力，御倭人倾国之师。此即苏轼所讥之为“上作而下不应”）。

复次，经济革新有资于民本政治。当时举国殷求之宪政，从经济观点观，实为必需，盖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相辅而行，则人民将以其对于经济劳役之努力贡献为标准，参决国政。必如斯，方能激发生产，繁殖国富，均衡分配，确保人民生活水准之向上；必如斯，方能使法治清明，政通人和，人民热爱国家，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总之，学术倡明与宪政化行，斯内政修明，国防强化，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外力干涉，自可解消。诚如是，则中国国民经济将循独立自主之途猛进，商工业革命与经济合理制度之建立，可一举而毕其功，中国经济将与世界经济同臻上理。斯乃中国时代之历史使命，亦即中国与世界经济共同之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