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关税。关市之征，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按：设关凡七，为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淮安、扬州、杭州】，行赍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其名物件悉榜于官署，按而征之，惟农具、书籍及其他不鬻于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明史·食货志》）。所收之税，有本色、折色二种。至于关税税率，大都为三十税一（《大明会典·洪武二十三年令》）。至神宗时，货物进京者，河西务给红单，赴崇文门并纳正、条、船三税。自万历十七年至四十三年，所订船税及货税全属财政收入税之性质。天启五年，户部请复榷水陆冲要，依万历二十七年例，量征什一，允行之。崇祯初，关税银每两增一钱，通八关增五万两。未几复增二钱，惟临清仅半，而崇文门、河西务俱如旧。户部尚书毕自严议增南京宣课司税额一万为三万。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以宣课所收落地税（市税）无几，请税芜湖以当增数。自严遂议税芜湖三万两，而宣课仍增一万两。十三年，以度支日绌，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大明史·食货志》）。

上述正常规定之外，苛征之事，复不一而足。如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出店有正税。张家湾发卖货物，河西务有四外正条船，到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萧彦《商税议》）。而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图利病民，不能禁止。后增设各省税使，都邑、关津中使棋布，水陆行数里即树旗建厂，所至纳奸民为爪牙，肆行攘夺。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豚，皆令输税，由是民不聊生，变乱蜂起（《明会要》）。

于诸关税中，税率特异者为竹木通过税。竹木通过税用抽分法。洪武初，凡龙江大胜淹，俱设立抽分竹木局。客商兴贩芦柴、茅草等，三分取一，杉棕毛等，三十分取二，松木杉柴等，十分取二。又永乐十三年令，凡竹木、柴炭、砖瓦等，取一至取十五，各有差（《续通考》）。因扰民太甚，洪武十三年一度罢免。但成化七年又复之，改折银两，且重加其税率。建昌连杉板每副银五两，清江连二杉板，每副抽银三两（《大明会典》）。《春明梦余录》云：工部抽分，其初每岁千两，后增至累万，朘削不已。即指此也。

二、清关税。清自道光以来，关税收入日形重要，渐与地丁盐课争衡，年收入达四百余万两（《石渠余纪·卷三》）。关税分“常关”与“海关”二种，前者设立最早，故又称“旧关”；后者为对外通商所设置，故又称“新关”。中叶以后，复有厘金。

1.常关。清沿明制，凡水陆衢会、舟车辐辏之所，商旅聚集之处，皆设关置吏，以课商税（《大清会典》）。常关分二类：一为工部所设，专征竹木税者曰工关；二为户部所设，征收一般商税者，曰钞关或称户关。其设置于沿边区域，如张家口、杀虎口等处者，曰沿边常关；设置内地如武昌、凤阳等处者，曰内地常关；设于海关附近者，曰海关。

常关，户部或工部直接管理，关设监督一人，依部定比额负责征税。各关征税，俱有规定，如户关所征之货物税，约可分为衣物税、食物税、用物税、杂货税四种，各关均准此四项以定税则。惟左翼、右翼则兼征契税、牲畜税，崇文门、坐粮厅、天津关、杀虎口、武元城、临清、淮安、浒墅、江海、西新、凤阳、赣北、新夔、打箭炉、太平、梧州则兼征牲畜税，张家口、临清关兼征车驼税，西新关兼征船契税、牙税、地租税等，武元城兼征油酒铺房税，太平关兼征盐税、木税，天津、山海、淮安、扬州、江海、浙海、北新、闽海、武昌、粤海关兼征船料税，浒墅关兼征盐税、船料税。惟九江关则专征船料及茶木税。工关专征竹木税，或兼征船税。

康熙五年，刊刻《关税条例》，竖立木榜于直省关口并商贾往来孔道。当时税率较轻，尔后则代有增加，至乾隆时税率增加甚多，且恒有私增口岸、滥设税房之事（如乾隆时，江苏浒墅关历年添设口岸达五十二处之多），而浮收过取，自乾隆时已然。

先是雍正六年，监督关务随赫德修定则例，将火耗并入正项，奏准遵行，但所定则例内各税款，比之顺治十四年钦定则例，每正银一两屡次增加，至轻者二钱，至重者二两有零（乾隆四年，晏斯盛《清厘关务积弊疏》）。时因政府催征严厉之故，致使地方官吏尽力诛求，往往浮收过取，而赢余之数以出。但商增一分之税，即物长一分之价，而民受一分之害，是所谓赢余者，非富商之资本，实穷民之脂膏也（乾隆三年，甘汝来《请除烦苛之榷税疏》）。于此足见乾隆以后关税苛征之一斑。

户关之款均解户部，工关税款则供工部修造粮船与战船之用。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订立，依该约常关被指定为赔款担保品，由是设于海关附近五十里内之各常关，改属海关税务司，而是项税款亦与海关收入同作偿付赔款之用。其五十里外常关仍归关道管理。清宣统三年度，预算所列常关三十有一，收入总计一千零三十七万二千九百七十五两（《大清会典》详记乾隆时各关税收额）。通计户、工各关，正税盈余银四百三十五万二千二百八两有奇。而道光二十一年，实征银四百二十万七千六百十五两。二十五年，实征银五百五十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五两，而二十九年则为四百七十万四千八百七十四两云（《大清会典》《石渠余纪》）。

2.海关。清初于沿海对外通商区域之广州、上海、福州、宁波四处设立海关。康熙二十三年，始定福建、广东沿海征税则例。三十八年，又议定江、浙、闽、广四省海关征税则例。乾隆二十三年，为策海防安全起见，采取一种新政策，即将对外贸易集中于粤海关，而将浙海关之进口税提高。粤海关既垄断对外贸易，其内部行政腐败特甚，外商数吁请改善，但积重难返，后遂肇鸦片之战【按：英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有乾隆二十四年，法商味的哩（Demontigun）、达冥（Damein）、莫其（Michel）《致两广总督要求改善海关禀》，内述粤海关施政腐败情形极详】。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根据《江宁条约》，国定税则改为协定税则，进出口货一律值百抽五。尔后，各国沿利益均沾之例，均享有协定税则之权。咸丰八年，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战败，结果订立《天津条约》及《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洋货入口、土货出口，俱征收值百抽二点五子口税后，得自由通行，免除内地厘金及一切杂税等。由是，中国对外商征收内地通过税之权亦告取消。海关税则既受列强严酷限制，所及于中国国民经济及财政方面之影响非常深刻。同样，关于该项税则之修改期限及修改手续，亦受种种无理之束缚。咸丰八年，中英订结《天津条约》，内称此次新定税则并通商各款，日后彼此两国欲再重修，以十年为限；期满须于六个月之前先行知照，酌量更改；若彼此未曾先期声明更改，则税课仍照前章程完纳，复俟十年再行更改，以后均照此式办理，永行勿替（《天津条约》第二十七款）。同治八年时，十年之期已届，中国遣使与英公使商议，议订条约十六款，善后章程十款，改正进出口税则若干项。中英使臣议定之后，讵英政府拒不批准，遂行作罢。自后更未举行修改，该约执行竟达四十余年。至庚子之变，巨额赔款无由筹措，各国乃允许以进口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以为应付赔款之需。上述出入口税及子口税之外，尚有洋药厘金、复进口税、机制洋货出厂税及船钞等，均由海关征收。

子、洋药厘金。所谓洋药厘金即指鸦片烟税。鸦片战争失败后，英人强运鸦片入境推销。进口时，依咸丰八年《天津条约》，每百斤征税银三十两，运往内地时，得征洋药厘金，其税率原为二十四两至五十六两不等，每年入口洋药七万箱，税厘合计得三百余万两。光绪十二年四月一日，实行鸦片入口增征厘税，即每鸦片一箱重一百斤，完海关税三十两，并纳厘金八十两（共计一百一十两），每年收入为六百万两（《中国度支考》）。宣统三年，收入达三千六百余万两（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户部奏准设立六省土膏总局，每年征鸦片税达九百余万两）。此际鸦片税收入已占相当重要地位。政府以增加税收为目的，不复顾及病民之严重影响矣。

丑、复进口税。复进口税亦称沿海贸易税。咸丰十一年，《长江通商收税章程》规定，土产货物已经完纳出口正税，由此通商口岸转运至彼通商口岸，再纳复入口税一次，其税率为从价百分之二点五。

寅、机制洋货出厂税。机制洋货出厂税为光绪二十八年中英续定通商条约所规定。该约第八款第九节云：凡洋商在中国通商口岸，或华商在中国各处用机器制成棉纱、棉布，须完出厂税，其数系倍于条约所载之进口正税。惟各该厂所用之棉花，若系外洋运来者，应将已完进口正税及进口加税发还所用者，若系土产棉花须将已征之各税及销场税，全数一并发还。各商自完此出厂税后，所有出口正税、出口加税、复进口半税以及销场税，概行豁免。此项出厂税，需由海关征收，凡别项货物与洋货相同者，若洋商往通商口岸，或华商在各处用机器造成者，皆须按照以上章程办理。按此项规定，实际所收税金甚少，且给予外商所制货品，压迫内地手工制品以合法保障。

卯、船钞。对于往来各通商口岸船舶所征之税，按吨位征收，故称吨税。凡百五十（道光二十一年以前，则以长阔计税）吨以上之船舶，每吨纳税银四钱；百五十吨以下者，每吨税银一钱。此税每纳一度四个月有效，此四个月中，在中国通商口岸均不纳税。惟入港船舶无货物起卸，而于四十八点钟之内出港者，均不征吨税。

综上述海关诸税，历年收入额发展颇速，自同治迄清末四十年间，增三倍强，若与乾隆时之收入相较，则增收达三十余倍。自其增加数字考察，同治十年一一．二一六．一四六两，十一年，一一．六七八．六三六两；光绪十二年，一五．一四四．六七八两，十三年，二〇．五四一．三九九两，十四年，二一．一六七．八九二两，十七年，二三．五一八．〇二一两，二十五年，二六．六六一．四六〇两，二十八年，三〇．〇〇七．〇四四两，二十九年，三〇．五三〇．六八八两，三十年，三一．四九三．一五六两，三十一年，三五．二二八．〇〇四两，三十二年，三六．〇六八．五八五两；宣统三年，三六．一七九．八二五两。

其次，在海关行政方面亦逐渐落于外人之手。《江宁条约》之后，最初中国尚有管理海关之权，后各通商口岸诸外国领事往往借口保护商人，将货物应纳关税由领事代征转交海关。嗣以中国政府之抗议，咸丰元年停止领事代征之制。咸丰四年，太平天国军队攻取上海，清官吏遁走，英、美、法各国领事遂乘机占据上海海关，代征关税。时清廷屡与交涉，不得要领，乃与各国订立组织上海海关之协定，由三国各出一代表组织关税管理委员会，上海海关行政权遂落于外人之手。咸丰八年，《天津条约》第十款更规云：通商各口收税，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其余各国均起效尤，于是中国全部海关沦为国际共管。此时海关税务司由各国领事推荐，总税务亦由外人充任，实际操纵中国海关行政者为英人，彼借口英国贸易超越他国，乃垄断总税务司之地位。如光绪二十四年，《中英新约》即规定云：在中国之英国贸易超过他国之时期内，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须任英国人充之。是年，英德借款成立时，更规定三十六年间，海关组织不变更（《借款合同》第七款）。后辛丑赔款以关税与盐税作抵，总税务司之权愈益扩张，即五十里之常关亦为其所管辖。总税务司更伸张其势力于海关范围之外，如将沿海灯塔收归海关管理，从事上海黄浦江及天津白河浚浦工程及办理邮政等。辛亥革命时，更将海关税款分存于《辛丑条约》有关系之各国银行，予中国金融以甚大之影响。

东北、西北及西南之特殊关税：咸丰十年，《北京条约》规定满洲边境贸易及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三地通商均无税。同治八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改为边境百里以内贸易及蒙古贸易无税，其他地方贸易则依海关税率课税，惟输入天津及张家口货物减税三分之一。日俄战后，满洲各地设置税关，照课征税，惟允许满洲里、绥芬河减税三分之一。至光绪二十二年，据《中俄密约》规定，由中东铁道输出及输入商品均减三分之一。

光绪三十一年，日本援引最惠待遇条文，亦取得中韩贸易减税三分之一待遇。其在新疆方面，关税情形与内地不尽同。据清乾隆朝新定乌什、喀什华番互市抽税税则，凡本番商人在乌什、喀什贸易者，三十分抽一，其缎布、皮张则二十分抽一；本地商人往外番各部贸易者，二十分抽一，其缎布、皮张则为十分抽一。若畜牧货物不及抽分之数，马一匹抽收五十普尔，大牛一条抽收二十五普尔，小牛半之，大羊一牵抽收十二普尔，小羊半之，杂项物件视其物之贵贱，折收腾格、普尔，遇有应贡物品，即以充贡（《中国经营西域史》二八七页）。

自光绪七年与俄订立《伊犁条约》后，中国允许俄国在蒙古各处及各盟贸易，照旧不纳税，并准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光绪十二年《中法商约》，许可云南、广西出入口货，按普通税率减五分之一。光绪二十年，中法续议《滇缅条约》，规定入口货税率减十分之三，出口货减十分之四（《法清通商追加条约》第三条），同年《英缅甸通商条约》亦规定由缅入口货减税十分之三，由云南输出货物减税十分之四——此均特惠之例。(www.daowen.com)

三、清之厘金。清中叶后形成财政方面重要收入者厥为厘金。当道光末年，洪杨事起，咸丰三年，太平军席卷江南数省，定都金陵，并进兵以窥江北。清廷发兵数十万，屯驻大江南北，军兴三年后，糜饷已达二千九百余万两。而失地数省，饷源匮竭，当时税收激减，被兵省份既已无可催征，而素称完善之区如江苏、山东、陕西、浙江皆办防堵，地丁所入既难足额，淮南全纲复不可收拾。且芜湖、九江、江宁、凤阳先后被扰，夔关、苏关商贩亦多裹足，关税收入仅存虚名（见咸丰三年六月上谕，咸丰朝《东华录·卷二十四》）。财政既陷于极度困难，乃责成诸疆就地筹饷，以济军需。时雷以讠咸帮办扬州军务，因于里下河设局劝捐。随又从幕客钱江之议创厘捐，于咸丰三年在扬州仙女庙、邵伯、宜陵等镇劝谕米行捐厘助饷。明年奏准，于苏省各府州县仿办，并约定军务告竣即行停止。由是全国普设厘局，数年之内，湖南、江西、湖北、四川、新疆、奉天、吉林、安徽、福建诸省，先后仿办，厘金制度于焉确立。其后关卡遍布，为数日多。如湖北厘局，咸丰末年局卡达四百八十余处，江苏里下河一带设大小卡一百余处。据估计，自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前后十年间，全国厘金平均每年收入约一千万两，总额约一万万两。清军克平大难，军饷所需，大部取给于此。同治四年至七年，每年增五六百万两，光绪二十六年以后又增至一千六百万两以上。可见厘金原属百分抽一厘之临时军事性捐款，后乃一变而为正式税。

厘金之分类，就货物流通状况言，可分厘金为二种，即“活厘”与“板厘”。活厘亦名“行厘”，板厘亦名“坐厘”。前者为通过税课之于行商，后者为交易税征之于坐贾。其所定之税率按原则言，以从价为标准，即值百抽一，但事实上因抽厘之货物多为日用品及必需品，其多数价值颇少变迁，为手续便利计，故有一大部分货物改为从量抽厘，仅小部分价值略高物品仍行按价抽厘之法。更从货物种类言，厘金可分四类，即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土药厘是。盐厘自成系统，其余三者俱曾混合征收。自光绪十三年起，洋药厘改归海关税，十六年，土药厘更与土药税并成一税，尔后所称厘金即指百货厘。又创办之初，并无产地厘金，自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成立，海关实行征收子口税后，为抵制外人用子口税单运土货出口计，始征出产地厘金。此制多行于产茶区域。自光绪二十九年起，通过税厘，复由多次征收并为一次征收，改称为统税或统捐。

初期厘金自财政目的言，颇著一时之效，但其弊害中于人民亦最酷。当厘局创立后之年余，即已百弊丛出。咸丰四年，王茂荫曾言：大江南北捐局过多，官私错杂，扬州以下沿江各府州县，设有十余局，苛敛行商，假公济私，包送违禁货物，普安、薛家港等局，竟至互图并吞，大肆争斗。咸丰五年，复发现私立局卡之事（见《御史宗稷辰奏疏》）。而咸丰六年，在湖北亦发现私设厘金小局四十七处，吞没公款甚多。咸丰十一年，御史陈廷经更言：各省水陆通衢，以及乡村小径，皆设立奉宪抽厘旗号，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以货易钱之时，计其钱数抽之，以钱换银之时，又计其银数抽之；甚至资本微末之店铺，肩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携带盘川，或女眷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刮，其弊不可胜言。至其所征税收，一局之中，支应去大半，侵渔去其大半，是不利于民，兼寡助于国也。总之，厘金征税机关设置，既无常规，又无合理之监察与会计制度，且其法定税率自百分之一二，逐渐高至百分之十以上。自是以后，法度愈坏，积弊愈深，终清之世，无由改正，实为一代秕政之尤！

四、契税。元有契本，明承其制，亦有契本之税，买卖田宅头匹者必投契本。至清改称契税，仅对田地房屋交易时征之。清顺治四年，令凡买田地房屋必用契尾，每价格一两输银三分。雍正四年，凡典当田土，必用布政使司契尾。雍正七年，加征一分，作为科场年费。乾隆十二年，更详细规定契尾格式，令布政使司多颁契尾，编列字号，于骑缝处钤盖印信，仍发给各州县，俟民间投税之时，填注业户姓名、契价、契银数目，一存州县备案，一同季册申送布政使司查核。如有不请黏契尾者，经人首报，照漏税之例治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四十五》）。

清代契税年有定额，如康熙十六年增江南、浙江、湖广等省契税，苏、松、常、镇四府，大县四百两，小县二百两；安徽十府州，分别州县大小，自五百两至百两不等；杭、嘉、湖、宁、绍、金、严七府，大县三百两，中县二百两，小县百两；湖北大县百五十两，中县百两，小县五十两，僻小县十两。此外，亦有不定额尽收尽解者。康熙十七年，又增山东等省田房税契。二十年，增浙江省台衢处四府契税。二十一年，增江西省龙、永、泸、工、定五县契税。嘉庆十一年，定直隶省房地税契银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二两（《大清会典·事例》）。宣统三年，又规卖契收百之九，典契收百分之六。

五、杂税。明之杂税，包括门摊税、船料、市房、车辆、官店塌房等。

1.门摊税，即后代之营业税。凡两京及各处买卖之家，门摊课抄（《大明会典》），其税率裱禙铺月纳三十贯，车院店一千贯，油房、磨房每座逐月连纳门摊钞五百贯，堆卖木植，烧造砖瓦，逐月连纳门摊钞四百贯（《大明会典》）。仁宗洪熙元年，增市肆门摊课钞。宣德四年，以钞法滞塞，于京省商贾辏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明史·食货志》），后复代有增重。

2.船料。明宣德时设。宣德四年，户部尚书郭资请沿两京水道设关收钞。于是设置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关、九江、金州、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又令受雇装载船自南京至淮安，淮安至徐州，徐州至济宁，济宁至临清，临清至通州，俱每百料纳钞一百贯。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者，每百料纳钞五百贯（《明会要》）。正统初，钞价变动，罢济宁、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移漷县钞关于河西务，船料当输六十贯者，减为二十贯。景泰元年于谦柄国，船料减至十五贯（《明史·食货志》）。后钞法大跌，复改征银。成化十六年，户部条奏扬州、苏杭、九江诸处所收船料，每钞二贯折银一分（《续通考》）。孝宗弘治元年，令河西务、临清等八处俱折收银，每钞一贯折收银三厘，每钱七文折收银一分（《大明会典》）。

3.市房、车辆税。两京都市房屋、园地、车辆之税，俱始于宣德年间。宣德四年，令榜输两京军民、官员人等，菜园果园及塌房车店，舍停塌客商货物者，不分给赐、自置，凡菜地月纳钞三贯，果树每十株纳钞百贯，房舍每间月纳钞五百贯。又令民间行使驴、骡车载货物者，每辆纳钞二百贯，牛车五十贯云（《大明会典》）。

4.官店塌房。官店塌房为一种官营货栈兼征牙税、市税之机关。洪武初，京城置塌房及六畜场，停积各商货物及猪羊等畜，听其两平交易，革罢官私牙行，但收免牙钱一分（《续通考》）。永乐初，准南京例，置北京官店塌房（《明史·食货志》）。至其课税办法，据洪武二十四年令，三山诸门外，塌房许停积各处客商货物，分定各坊厢长看守，其货物以三十分为率，内除一分官收市税钱，再出免牙钱一分、房钱一分与看守者收用，货物听客商自卖，其小民鬻贩者，不入塌房投税（《大明会典》）。

以上为市税一般建置情形，至其征收机关，有官司，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场局，有河泊所（《明史·食货志》）等。综观明初商税，税极纤细，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缘布，俱所不免（引《明史·食货志·洪武十三年谕》）。永乐间，重申下列诸物免税之令，即凡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已货，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大明会典·永乐元年谕》）。可见永乐以前苛征之一斑。

清之杂税，有房捐、牙税、当税、落地税、烟酒税等。

1.清初房捐，省自为政。如：京兆之大兴、宛平有铺面行税，浙江之仁和、钱塘有间架房税，京师有琉璃亮瓦厂，计标输税，江陵有市厘输钞等是。清之季世，各省因征集庚子赔款，乃由户部令全国各省普征房捐，大抵店铺免税点为店租三元，三元以上税十分之一，民房自住者免征。

2.牙税。牙行地位居于买卖双方间，而为负责介绍交易之机关。清初，牙帖由地方政府藩司颁发，漫无限制，纷扰滋甚。雍正十一年，乃由户部统一发行之。经营牙行业者，须陈请地方官厅取得户部之许可证，该证称为牙帖。领受牙帖时，须缴纳帖费。牙帖有定额，定额以外禁发。牙帖每五年期满，发给新帖一次。

3.当税：为课于当铺之税。清顺治九年，规定直省各当铺年纳税银五两。康熙三年，规定京内外当铺税则，为二两五钱、三两、四两、五两，共为四等。雍正六年，制定典当行帖规则，开设典当者须陈报知县，转请户部领取部帖，始准营业。部帖之费，每年自五两渐增至十两，惟上海须纳十七两。每县之内，营业者有一定额数及一定地点。清中季以后，为筹办新政，经费乃于正税之外增收常捐，而地方官吏更频有附加，同光间，局增税率较初期达十倍之多云。

4.落地税。清初，沿明制度，于各省市集城镇征落地税，收入归地方政府，所征极苛细。雍正十三年，乃令限于府州县城征之，乡镇村落免除。其税则无定，据《清会典事例》及《户部则例》所载，凡斗税、木税、竹税、河税、海税等均属之。厘金创办后，大都归并城县征收。

5.烟酒税。清初，厉行禁酒之政。康熙二十八年，盛京禁造烧酒。乾隆二年，令直隶、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严禁烧锅制曲，违禁者枷杖，官吏失察降级，办理甚严。但雍正以后，其禁渐弭。自雍正五年迄乾隆七年间，已向通州酒店征收营业税（每月上户银一钱五分，中户一钱，下户八分）。乾隆以后，常关对于征收酒税，每一百斤征银二分，后又增至四钱。咸丰十年，于直隶各州县普征烧锅税，但至光绪间，附属厘金常关等征之，税则不一，省自为政。后山东因筹河工经费，另定专征酒税办法，每烧锅户年纳营业税二十两，是为酒税独立之始。直隶省继起仿办。庚子年，直隶为筹措赔款，乃设筹款总局于保定（下有各府州县分局十二处），专征烟酒、鸦片落地税。其酒税税率依据制酒及贩酒商店陈报最近三年平均酿酒额及卖价，以为征税标准，每年分四季，每斤征制钱十六文，年征酒税约六十万元。烟税就烟行及烟铺征之，每斤税十六文，年征烟税约二十万元。各省继之，办法相同，且常有附加捐之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