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盐法。明初于产盐区域设官，监督制盐，计有都转运使六，即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是；盐课提举司七，即广东、海北、四川、云南（云南有四处）；盐课司一，即陕西灵州。其制，商输钱，政府给以盐引（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俾其贩远。洪武三年，行纳米中盐法，其后有纳马中盐、纳铁中盐、纳布中盐等法，均为政府运用盐引控制需要物资之策。

纳米中盐，时称为开中之法，意在令盐商输粮助边军之用。洪武三年，凡入米河南府一石五斗，开封及陈桥仓二石五斗，西安府一石三斗者，并给淮浙盐一引。凡输米西安、凤翔二府二石，河南平阳、怀庆王府二石五斗，蒲、解、陕西三州三石者，并给解盐一引（《明史·食货志》《大明会典》）。正统三年，更召商纳马中盐，每上等马一匹一百二十引，中等马一百引（《大明会典》）。景泰间，边圉多故，密云、隆庆、古北口俱令减纳粮米，兼纳草束（《续通考》）。成化九年，河东行纳铁中盐之法，以盐课一百五十万引中铁五百万斤，俱于安邑县上纳、运至藩库（《明史·食货志》）。以上为财政方面，以盐引为中心之各种政策，成绩颇著，但弊亦随之。盖盐商既已纳米，未必即可得盐，开中之法遂为盐商所诟病（霍韬《盐法利弊议》）。万历间，更创设纲盐法，由于嘉靖以来权贵侵占盐引，盐价高涨，余盐充斥，私贩流行，盐法因之大坏。万历四十二年，以旧引附现引行，淮南编为十纲，淮北编为十四纲。计十余年，旧引尽行，自是盐课解大仓者几倍，后更详立纲法，分为十纲，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续通考》）。此为纲盐法之起源。纲册有名者，据为窝本，无名者不得加入，亦即专商之制所由起。天启、崇祯间，边事紧急，加派盐课以充练饷，又于湖广、武汉等府增行淮引，由是盐政渐坏，以迄于亡。

二、清盐法。清依万历旧额，采用引法：指定豪富充引商，给以引，令向灶户购盐，于指定区域中贩卖之，而纳盐课于官。引商为世袭制，其数目有定，具有垄断性。民营运盐之外，政府于边远区域设立督销局，实行官运，以资救济。惟官吏腐败，乘机贩卖私盐，其弊未已。雍正时，盐政渐乱，官吏与盐商狼狈勾结，以侵税病民。乾隆时，屡减免盐课，而责盐商以额外之报效，盐价上扬，民生益蹙。道光十一年以后，淮北因引滞不通，改行票盐【按：票盐于清初云南曾行之】，于海州所属之中正、板浦、临兴三场，分设行店，听民投行购买，运往售卖，择各场要隘之地，设立税局，给以照票，每盐四百斤为一引（《清盐法志·卷一百十五》）。道光三十年后，淮南等处亦改行票法。票法与纲法之区别，即招散贩领票运盐，一年一断，不准世专其利，引商只纳盐课，票商则于盐课之外更纳盐厘。

盐厘之起与厘金同时，即正课之外，运销各省之盐，征收出入境通过税与落地税。一省之内，每包有征一两次至三四次者，税率大抵每百斤征银二钱至五钱，如以引计，当超过正课数倍以上。太平天国之变，旧有盐法悉坏，引制不存，私盐充斥。为临时补救起见，乃有就场征税（咸丰三年）、设厂征税（咸丰四年）、设局征税（咸丰七年）、设栈收盐（咸丰九年）等法，同时并有盐饷报效免捐等，以助军饷。同治三年，太平天国事平，乃复整顿票法。同治五年，更行循环给运之法，即于票法之中参用纲法，凡原有票贩须接认后运，不愿者禀退，违规者扣除，按照引纲年年递运，永远循环，作为世业（《清盐法志·卷一百十七》）。盐税收入，清初在财政上不占重要位置。康熙以后渐形增加，咸、同之间，税率大增，而以盐厘所增为最多。光绪以还，税率继长增高。如：光绪十一年，各省普行加价一次，每斤加二文；二十年又每斤普加二文；二十四年及二十七年各加价一次；三十年宣布禁烟，再行加价一次，每斤加四文。清代盐课收入，就正课言，康熙时三百余万两，乾隆十八年为五百五十六万两，嘉庆五年五百六十五万两。光绪以后，附加增多，收入较前倍增。据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报告，各省盐税共一千一百二十七万余两。内正课盐厘七百七十三万余两，杂课三百五十余万两（《大清会典》及《皇朝文献通考》）。上述为官府收入数字，而官吏额外浮收中饱，其弊亦与其他赋税相同。盐价增高，消费者负担奇重，盐民疾苦不堪言状，同时私贩日众，严刑峻法不足禁止。中叶以后，疆臣之权渐重，致盐政分歧，故清末实施改革财政计划时，并有改革盐政官制之举。宣统三年，设督办盐政处，旋又改为盐政院，意在使盐政独立，当时曾引起各省督抚之反对。未几辛亥革命起，盐政院亦解散。综明清盐法之弊，毒痡海内，民困水火，故南通张謇讥盐法为盗法，诋其灭绝人道，上成不仁而富之风，下长为富不仁之习，视沟瘠之沦胥，助素封之延世（张謇《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诚笃论也。(www.daowen.com)

明清盐政著述约百数十种，其较著者有：明人朱廷立撰《盐政志》、汪珂玉撰《古今鹾略》、唐顺之撰《盐法略集》、清人胡文学撰《盐政通考》、王守基撰《盐法议略》、张謇撰《改革全国盐政计划书》，及近人张炯著《清盐法志》等。

三、明茶法。明代榷茶，内地之行销止限买引，而官不自卖。官给茶引付产茶府州县，凡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请引，方许出境货卖。每引百斤，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由帖付之，仍量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照，若无引由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又于宁国府及溧水州置茶局，批验引由，秤较茶货，有茶引不相当或有余茶者，并听执问。卖茶即给以原引由，赴所在官司投缴（《明史·食货志》）。其每引所纳之费，输钱一千文，给引照茶百斤，其畸零不及者，纳钱六百文，给由帖（《春明梦余录》）。而在西北、西南边区，则设茶马之市，置茶马市大使以掌之，积茶市马。其茶之征集办法，初于卖茶之地由宣课司三十取一。嗣于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每十株官取其一，以易番马。又设茶课司于产茶地，规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行茶之地五千余里（《明史·食货志》）。大抵东北则开马市于开源、广宁、大同、宣府，西北于西宁，河西于洮州，西南于雅州。上述诸市俱榷官茶，以易番马。秦、洮、河、雅诸州茶马市，明初定价为马一匹值茶八百斤，后改为上马给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弘治时，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茶四十万斤易马四千匹云。

四、清茶法。清初亦行茶马之法。顺治二年，依据陕西茶马事例，西番上马给茶十二篦（每篦重十斤），中马九篦，下马七篦，是年马交易数为一一．〇八八匹。官茶来源则由茶商输纳。顺治间，规定陕西茶商向茶户购每大引百斤，课茶十分之五入官，小引五十斤，税十分之三。顺治七年，改为大小引均税十分五。官贮其茶，以资易马。雍正八年，始行茶引之法于四川，嗣推行于各省。凡茶商官给以引，每千斤准附带茶一百四十斤，以充沿途消耗，岁纳其课，官茶则输以额。又茶课有课银，有税银，有纸价银，江苏、安徽不征课银，其税银听商于经过关口交纳，惟征纸价银。江西征课纸价银，其税银亦听到关自行交纳。浙江按引征引价银，内扣除额定纸价银外，余为课银。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皆征纸价银、税银（《大清会典》）。纳课情形时有变动。川省行茶共引八万五千余道，每引纳课二厘，纳课银四百二十四两。后巡抚宪德疏增为一线二分五厘，令商人于茶价银内扣存。嗣后各省产茶日旺，茶引日增，乾、嘉间，各省行茶共三九四．九七〇引（《钦定户部则例·卷五十一》）。内浙江与四川为最多，各十余万引；安徽次之，约八万引；江苏又次之，一万五千引；云南三千引；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各二百余引。平定新疆后，实行公卖官茶，贩运湖南茶经甘肃运往，销售于南北两疆，同时晋商由蒙古草地运往砖茶。官茶每引征正杂课厘四两四厘四分，复由甘局抽收每票银二十两，后改为哈密局抽收。又于行销地按价值百抽三，设哈密古城二税局，茶税每百斤税银二两，每票税银八十两，其出口厘金仍归哈密征收。伊犁设伊塔茶务公司，专贩卖晋茶。官民合办资本六十万，官股二十万，余由汉、回商民认股。销售范围为伊塔各属及蒙古、哈萨部落，其他南北三道各属仍归湖茶行销。该公司共发三百五十票，每票正课厘金税银共三百四十三两六钱，收课厘税十万余两。咸丰以后，设置厘金茶税，遂与厘金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