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田赋，米麦、丝棉、麻布并征，各省任土作贡，亦多为实物。其中一部留存地方支用，一部则运赴京师，后改折色，而岁漕米麦京师不辍。明初都金陵，漕运匪艰，迁都燕京后，行海河兼运之策。海运方面，江南漕粮先运至太仓州，经平江刘家港入海，以达直沽，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戍兵万人以守之。故初期以海运为重，时人论海漕运之要云：当春夏之交，漕东南之米自苏州航海，东风劲捷，不旬日而至直沽，视吴楚如三辅地，用是国赋日赢，民食日充，内自王官戚里之百执事，外至都邑或兵戎编户，上自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海漕之迟疾、丰俭、顺阻为喜忧休戚之分（《海道经·附录·供祀记》）。永乐十三年，乃罢海运，专行河运。先是永乐九年续开会通河，以淮安、仪征仓粮，陆运经运河达通州。此时漕米额为一千二百四十万石平。永乐十三年创支运法，由官军承之，时运河沿岸淮、徐、临、清、德州等各建粮库，江西、湖广、浙江民粮先运至淮安仓，分遣官军就近挽运。自淮至徐以浙、直军，自徐至德以京卫军，自德至通以山东、河南军，凡四次。宣德六年，为缩短民运航程起见，改行兑运法，民运至淮安瓜州，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京，另加耗米若干，是为加耗之始。成化时，令官军直接赴江南水次交兑（湖广改于长沙、汉口，江西改于吴城进贤门外），由是漕运之事悉委官军，是为长运。时有卫所屯军十二万人，天顺间有粮船一万一千七百七十艘。稍后又有以漕折银之事，如英宗正统元年，改折漕粮，岁以百万石为额。自是以后，多以银纳，而种种陋规随之而生。

清代漕运，改明代之军民交兑为官收官兑，各省漕粮有正兑，有改兑，直接运京者为正兑，仅运至通州者为改兑。正兑米原额三百三十万石，改兑米七十万石，合计四百万石。正兑改兑外，有加征，以待阙耗者曰正耗，以省之远近、多寡。正兑每石加耗四斗至三斗五升，改兑四斗至一斗七升，各省有差；以额征之漕粮而折征者，每石折征银八钱至五钱五分有差；以改征漕粮而耗征者，每石连耗折征银一两六钱。普通征米而外，白米粮则征于江苏、浙江，年十余万石，小麦则征于河南，黑豆则征于山东，年十二万石。又有所谓随漕款目，其目曰赠帖银米、曰轻赍易米折银（耗米之外，又征余耗，米折银两，正兑谓之轻赍，改兑谓之易米折银，先期征解仓场，为转运脚价之用）。又出运则，有官军行月银米，有红拨船价，而席片楞、水松板、毛竹亦随漕附征，各省共征银一百八十五万三千九百两，遇闰加征米六十一万七千八百七十六石，麦豆二十余万石。综加耗随款计之，所征实超过定额。清中叶财政困难，漕折提高，于是运米一石入仓，用银多至十八两或二十两，而仓米出售，则每石一两，道光间乃改由海道北运。综计明代漕粮定额为四百万石，计南粮三．二四四．四〇〇石，北粮七五五．六〇〇石。南粮以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为最多（苏州六五五．〇〇〇石，松江二〇三．〇〇〇石，常州一七五．〇〇〇石），次为浙江（六〇〇．〇〇〇石）、江西（四〇〇．〇〇〇石）、湖广（二五〇．〇〇〇石）等省。清代漕运额为四百万石。据乾隆十八年规定，南方八而北方一（《大清会典》）；乾隆四十四年规定，南方十而北方一（《户部则例》）。漕运费重而弊滋，清人郑观遂主停止漕运。(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