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赋役之制，大抵承袭前代，沿用两税法。惟自明及清前后五百余年间，征税之制，颇多更张。如明初之“鱼鳞册”，万历间之“一条鞭法”，清之“地丁合一”，均其著者。

一、鱼鳞册。明初承大乱后，版籍丧亡，赋制失常，故有整理田赋之举。洪武初，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明史·食货志》）。考鱼鳞册之起源，远在南宋高宗时，赵行经界法时，后颇有继行之者，如南宋宁宗嘉定十年，魏豹文代赵师嵒为婺州守，凡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有奇。至明洪武初，始因其制扩大其范围，而与黄册并行。大概明之黄册所重在户，以人为经，以田为纬，鱼鳞册所重在田，以田为经，以户为纬，合之则为赋役制实施之根据。鱼鳞册之制，至弘治时已开始动摇。正德六年，御史郭宏化言：天下土田，视国初减半，宜通行清丈（《明史·梁材传》）。可见尔时鱼鳞册已渐失实。鱼鳞册既渐失其效用，则田赋负担失平。嘉靖中，江西巡抚唐龙极言：飞洒死寄之弊（《春明梦余录》）。田赋制败坏，故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明会要·卷五十三》）。时霍韬疏言：洪武十四年，天下土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弘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田，存者半，失者半矣（《续文献通考》）。凡此，足见当时财政上急切要求现状之改善。改善田赋失常之办法，首为核实田亩，以杜隐冒。嘉靖八年，桂萼、郭宏化、唐龙、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其后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尤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万历六年，从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敢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四百万顷，但犹少于洪武一百四十余万顷，盖隐额未尽出耳（时张居正答应天巡抚宋阳山书云：公言豪家田至七万顷，又不以时纳，夫古者大国公田三万亩，而今且百倍于古大国之数。见《张文忠集》）。嘉靖时，亦有王仪及欧阳铎重行丈量苏松田亩之事（见《明史》欧王二人本传）。

二、一条鞭法。丈量土地之外，在田赋改革方面有重大之意义者，为“一条鞭法”。考明征税于夏秋两季，与唐之两税同，而额外附加繁杂，不胜其弊。故嘉靖时，开始改革田制，创“纲银一串铃”之法，以总括旧有各杂科而总征之。此法再度改进，即为嘉靖三十二年后，试行于浙江之“一条鞭法”。其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签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以及土贡方物，【按：明以土贡编入里甲征银。】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法”（《春明梦余录》）。此法试行久之，万历九年，张居正当国，遂奏请定制，饬全国遵行。此制全改征银，故与两税法异，而其精神仍如两税制，所谓总无名之暴赋者是。一条鞭法总括赋与役，而合征之，但亦有其特异之内容。盖就役方面言，以前以户为根据，此则以丁为编审徭役之标准；就赋方面言，则赅括多种杂赋，悉以入征，内容较前更为复杂。其与以前两税不同之处，有下述数点：

1.混合编派。自旧有役法言，役之类别颇繁。如里甲为对于户所课之役，丁徭为对于丁所课之役，均徭中之力差直接征用劳力，多派于上户，银差以货币缴纳，多派于下户，一条鞭法则混合编派，消除此诸种差别。自旧有田赋言，基于田亩之不同，而科则甚多，而所课之目尤繁，一条鞭法乃一律均平之，化繁为简。大抵役银之摊派入赋之办法，有视田亩面积多少为标准者，或随粮额本色或银之多少摊派役银者，亦有论丁起派者。南方地力厚，编派差役多以田粮为主，北方地力薄，编派差役多以丁为主。至于每岁应征之总额，仍沿前代量出为入之制，即政府先规定总额然后均摊之。其预算之制，为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州县总于一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统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王鸿绪《明史稿·志六十》）。

2.合并征收。一条鞭法在征收期限上予以合并，以免无限制之连续征收。在征收手续上取消粮长、里长之制，由官府负责举办。以前征收之事委之粮长、里长、甲守等人，收齐后仍由彼等运赴中央或地方仓库存储。一条鞭法行后，则由州县自设粮柜，令人民直接投税。政府于万历间，十年一次编订赋役全书（即“一条鞭赋役册”），详载地丁原额、逃亡人丁及抛荒田亩数，实征之数，起运与存留等。

3.一律征银。一条鞭法以征银为原则，仅少数州县仍征实物，改征银两在时间上及手续上，均为促成合并征收之有力因素。总之，自一条鞭法实行后，劳役及实物租税停止，支付租税益规律化。

三、地丁合一。初清沿明制行一条鞭法，赋以三等九则为率，分夏秋二季征之。正赋分地粮与丁粮，地仍量亩而征，丁则总合银差与力差。此外有漕粮，为特定省区对中央官吏及军队给养所纳，亦为田赋之一种。清虽按田亩种类、肥瘠分为三等九则，惟实际有一州县分至数十则者（详见《大清会典》），而丁税征收之法则，清初尚未划一，大抵载籍之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赋随之。丁赋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丁起者，有丁随地派者，率因其地之旧，不必尽同。其科则轻至一分数厘，重则山西之丁有四两者，巩昌有八九两者（王庆云《石渠余纪》）。康熙四十年顷，盛枫乃倡均丁之议，五十年，开始推行“丁并于地”之法。康熙五十一年更确定丁额，以康熙五十年直省人口二千五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有九为准。以后增丁永不征税（《清通考·卷十》）。自是以后，各省丁银征收并于田赋（据《赋役全书》及《会典则例》言，地丁合一起于康熙五十五年，准广东摊丁入地，终于乾隆四十二年，命贵州摊丁入地。而王庆云亦云：自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先已行之，至雍正初，畿辅踵而行之，次及各省，唯奉天、贵州以户籍无定，仍旧分征，山西亦于乾隆元年以后，陆续摊派，前后百数十年，时历三圣。其减除重则缺额者，史不绝书，经营裒益，然后法制大定。见《石渠余纪》）。

关于田亩整理，清代二百余年间无所创建，仅顺治、康熙时稍事清理。清制，凡丈地，五尺为弓，二百四十弓为亩，百亩为顷（见《大清会典·卷十七》）。顺治十二年题准，部铸步弓尺，分颁直省，使丈量时悉依新制。康熙四年覆准，丈量弓尺，均照旧式，如各州县有私自更改者，该督抚指名题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五》）。乾隆三十二年，且令各省将弓尺刻石立碑，以垂永久。【按：清一尺合零点三一六尺，一里一千八百尺，合今五六八.四公尺。】丈地之具，最普通者为弓。其在宽广田地，亦用绳和篾条。手握弓柄，以弓之两足交番点地前进，颇难循一直线。不直则量得之长度较实际为短矣。地之倾斜者，亦使量得之长度较实际为短。且不测量方向或角度，故所得面积之误差更甚。千步方田法可以核对面积，校正误差。清陆世仪欲以每边千步为大方，百步为小方，每小方合田四十一亩一百六十方步，自较但以千步大方核对者为精密。又有结网以为量地之具者，每孔一方尺，丈量时以网罩地，计孔之数即得方尺数，其不足方者以畸零截补凑算之。顺治十五年规定：直省田土，查明万历间赋役全书与今赋役全书，数符者，不必清丈；又，直省州县鱼鳞老册，原载地亩、丘段、坐落、田形四至等项，间有不清者，县官亲自丈量。康熙三十一年，令民间隐匿田亩限一年内尽行自首。三十四年，令各省自首隐匿地亩，再宽限一年（《清通考》）。然田赋积长期间未加清丈，田亩升降，赋役失均，至清末季，田赋之制大紊。

清之赋役，见所编赋役全书，一切沿明代成规，规定每亩纳赋若干，每十年修辑一次（详见《大清会典》）。与赋役全书并行者有丈量册、赤历、会计册、奏销册等。赋役全书先开地丁原额，继开荒亡，次开实征，又次开起运及存留。起运开部属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继有开垦地亩，招徕人丁，则继入册尾。每州县各发二部，一存有司查考，一存学宫，备人民检阅。丈量册以田为主，诸原隰、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形毕具，与明之鱼鳞册相当。黄册准于户口，详其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条为四柱，与赋役全书相表里，五年一造。康熙七年停止。赤历每年颁发二扇，开列户口、钱粮数目，一备誊真，一令百姓自登纳数，令布政司岁终磨对。至康熙十八年，以州县日收流水簿解司遂停。会计册每年一造，备载州县正项本折钱粮，凡起解到部，逐项注明年月日期、解户姓名，以杜欺侵，并稽完欠。康熙七年停造，并入奏销册。奏销册令通省地丁完欠、支解、存留之款，报部核销。田赋征收及输解方法则分三级，先由各州县岁征田赋，除留支用外，余悉输布政司库。布政司库为一省财赋总汇。布政司稽收支、出纳之数，汇册申巡抚达于户部（顺治八年以后始行）。但上项黄册及会计册于康熙七年时明令停止，其他册籍，后代亦未能奉行，赋役紊乱，由来渐矣。清代田赋征收方法，大概采用二种方式：一为官吏直接办理，雇用粮书以助理之；次为委托粮书包征，官吏不与其事。参预包征之役者，有粮书、漕书、记书、仓差、斗级，以及承催钱漕之差役。完粮期年分二次，二月称“上忙”，八月称“下忙”。后则俱移至下期，九月起征收。浙江等八省下忙征漕米，其余则征银文，逾限未完者加征息十分之二。其课于民田者称“地丁银”，民田以外之学田等称“租课”。清漕役经办征收之弊害，荼毒小民，远较官吏为甚，遂成清代一大秕政（晏才杰《田赋刍议》）。(www.daowen.com)

四、加派与加耗。明田赋于正额之外，自武宗时起，已有加派，以后外患频仍，累岁加派，则条鞭之外更有条鞭，条外有条，鞭外有鞭。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因俺答犯京师，倭寇扰边，故南畿、浙闽、江南一带多额外提编。神宗万历四十一年，加派倭警需饷；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加征辽饷，前后三年，每亩共加九厘，增赋至五百二十万两。天启二年，因设州县兵，按亩复增。崇祯三年，每亩于九厘外又增三厘，共征银一百六十五万四千两，同年复增剿、练饷七百万两；八年，加征助饷。综计自神宗四十六年至思宗十二年，每年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练饷至七百三十余万，合计一千六百三十余万两，谓之三饷。

清康熙时，原有“永不加赋”之令，但各项附加税至清末已流行，田赋之外有按粮津贴，有浮收，有弥补亏空；漕粮之外，有折色，有运费与运耗。州县自为增加，胥吏因缘苛征，抑又甚焉。时人所谓“田苦则多，赋苦名多，征收无定章，货币无定制”数语，足以尽之（分参赵翼《檐曝杂记》述临安之按田均派；胡林翼于咸丰七年奏《疏》论浮收之弊；光绪二十五年上谕，论折色之弊；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痛陈一州弥补亏空，分累数州；左宗棠《议减杭嘉湖漕粮疏》，胡林翼《陈湖北漕弊疏》，李鸿章《清查苏松漕粮积弊疏》等）。且明于正赋之外，尚有本折色加耗。宪宗时，本折色加耗不过五升，后仓吏多侵害，加耗至八升。久之复溢，屡禁不能止（《续通考》）。此课谷物时，所征加耗也。次为火耗，于收银时征之，初不过百分之一，后则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于是官取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日知录·卷十一》）。清雍正间，遂认与正供同科（《清稗类钞》）。官吏于征赋时，暗将头加重，所浮之银称平余。平余于乾隆初四川最盛，后下令禁止，四川巡抚遂奏请以平余解京，每百两解六钱。四川行之于先，各省效尤于后，遂成法定之税。

五、赋率与赋额。明初定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芦地五合三勺，草场地三合一勺（《明会要》）。以上为一般田赋之规定，但事实上，则各地田赋分担至为不均。如真定辖五州二十七县，粮一十六万六千石；苏州辖一州七县，粮乃二百零三万八千石；河间一州十六县，粮六万一千石；登州一州七县，粮二十三万六千石。汉中殷实，辖二州十四县，粮三万石；临洮冲疲，辖二州三县，粮乃四万四千石。又如北方土地因顷亩之大小不同，故赋率亦发生差异。明之赋课品物，谷、帛、钞并行。洪武九年、十七年、三十年，屡定折征之法，令民得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十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十之二，棉苎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永乐中定交趾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香、安息诸香代租赋（《续通考·土贡考》）。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为折色。上述九年之令，仅限于以布折粟；十七年之令以金银等物折色，只限于云南；至三十年，又推行于陕西。著为令，于是户部定钞一贯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匹一石有二斗，棉布一匹一石，苎布一匹七斗，棉花一斤二斗（见《明史·食货志》，惟全部折色则在一条鞭法施行之后）。

田赋收入总额：正统以前，天下税粮本折色，合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石（《震泽长语》）。明代田赋收入就史籍所记，举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数字，以资比较如次：洪武初，夏税米麦四．七一二．九四〇石，钞钱三九．八〇〇锭（合银一．九九〇．〇〇〇两），绢二八八．五一〇匹，秋税米二四．七二九．四四〇石，钱钞一五．七三〇锭（合银七八六．五〇〇两。见皇甫录《皇明纪略》）；弘治十五年，夏税米麦四．六二五．五九〇石，钱钞五六．三八〇锭（合银二．八一九．〇〇〇两），绢二〇二．〇五〇匹，秋粮米二二．一六六．六六〇石，钱钞二一．九二〇锭（合银一．〇九六．〇〇〇两），马草二五．九四八．六二四束（《皇明纪略》）；万历六年，夏税米麦四．六〇五．二四〇石，钱钞五七．九〇〇锭（合银二．八九五．〇〇〇两），绢二〇六．〇〇〇匹，秋粮米二二．〇三三．一七〇石，钱钞五三．六〇〇锭（合银二．六八〇．〇〇〇两），马草折银三五三．〇〇〇两，布五〇．〇〇〇匹。大抵正统以前，天下税粮本折色合计三千六百万石，崇祯时，夏秋税改征银，年收入三千余万两。至于全国田赋分担，南重于北，万历六年，二税合计二六．六三八．六八〇石，其中南方收入一六．七五七．八七一石，占全国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三，北方收入九．八八〇．八〇九石，占全国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七。南方又以苏、常、松三府居多，盖元、明之际，籍没之田产即以原有地租为田赋，故其额超过他省有达三十倍者，其历史意义乃田租而非田税也。（明代天下田赋，江南居什九，浙东西又居江南什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之什九。见《大学衍义补》。又，苏州大部为官田，民田为十五分之一。洪武初，官田租率每亩一石，年纳官田租二百六十二万石，私田租十五万石，松江年纳租一百四十余万石。见曾国藩同治二年《疏》。）

清代田赋额，自顺治至嘉庆，代有增益，道光以后，则呈下降之势。兹举其大，较如顺治十八年，田赋银二一．五七六．〇〇六两，漕粮六．四七九．四六五石。经二十四年为康熙二十四年，田赋银二四．四四九．七二四两，漕粮四．三三一．一三一石。经三十九年为雍正十二年，田赋银二六．三六二．三四一两，漕粮四．七三一．四〇〇石。经十九年为乾隆十八年，田赋银二九．六一一．二〇一两，漕赋粮八．四〇六．四二二石。经十三年为乾隆三十一年，田赋银二九．九一七．七六一两，田赋【重印注：漕赋】粮八．三一七．七三五石（《清通考》）。经五十四年为嘉庆二十五年，田赋银三二．八四五．四七四两，漕粮四．三五六．三八二石（上数历年所征之草未计入。又，嘉庆二十五年尚有新疆回部所征之普尔钱九百万五千六百未计入，见嘉庆《大清会典》。又，西藏赋税为实物或银，以巴彦番贡赋为例，每百户贡马一匹，折银八两均未计入，见《西藏记》）。清代田赋亦以苏、松为最重。清康熙间，苏州钱粮一百一十八万两，米麦豆一百余万石；松江钱粮六十三万余两，米四十三万余石。苏、松之赋比元代多三倍，比宋代多七倍，比同省之镇江多四五倍，比邻省有多一二十倍者（曾国藩同治二年《疏》）。而全国范围田赋继续增长之倾向，则自咸、同以后为甚。如四川省地丁，咸丰以前约八十万两，至咸丰四年定按粮津贴，其率为每粮一石征津贴一两，较之原额适增一倍。同治元年，又加按粮捐输，为数一百八十余万两，殆三倍于其原额。光绪二十七年，所谓新加捐输者又为数百万两，于是四川之田赋，共数为四百三十余万两，较原额超过五倍以上。山东每石正附合银达三两四钱（《田赋会要》引《山东通志》）。

六、明清役法。明初役法，凡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补足之，名曰“均工夫”。每岁农隙赴京师应役三十日，洪武十四年乃编黄册，建立役制，其制，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均徭、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明史·食货志》）。考明代之户共分三类，即民户、军户、匠户。里甲与均徭俱由民户充之，民户通常分为三等九则，因户之等第，以定役之轻重，而军户则专应兵役，匠户则专应工役。

其应兵役者，兵之编制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其上为都司，最高统率之权属于都督府。兵士平时轮流屯田，战时则由兵部命将出征；战罢，兵归卫所，将即解职。但卫指挥使以下之官，则为世袭。天子自有亲军，称上直卫。中叶以后，其制乃坏。其民户有里甲之组织，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长十人，董一里一甲之事（潘永《读明史札记》）。甲有甲首一人，每年由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率领一甲应役，谓之现役；十年之内，十甲各轮值一次，轮值完毕，依据各户丁粮重编一次，载于黄册。十年一周，周而复始。鳏寡孤独与无田者，不任役，另编为畸零册。里甲所负担之役，如催征赋税，追蹑公事。均徭指经常服役官府之役而言，约分为二类，以身亲役或雇人代役者称“力差”；以银入官，由官代雇者称“银差”。力差种类有皂隶、狱卒、书守、库子、门子、斗级、长夫、祗候、马夫、巡栏、铺司、兵驿、官夫等。银差中如牌坊、岁贡、盘缠、马匹、草料、工食、柴薪、表笺、斋夫、膳夫等项，所需之费俱征银入官。杂泛之名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等。其应匠户、应役者，匠班计其家乡距京城之远近，将工匠编为班次，且置籍为勘令付之，至期则赍至工部厅，拨免其家他役。

其应役为民兵者，于州县设置民兵，亦称民壮，以县为单位。洪武时，由官府征选，正统间，改为招募，弘治时改为按里佥点，由里中上户应役。据弘治七年令，凡七八百里大州县，每里佥民壮二名，五百里三名，三百里四名，百里以下者五名。其应役为驿传者，粮一百石出备上马一匹，八十石中马一匹，六十石下马一匹，粮数不足上数者，许众户合并备马。水驿每船水夫十人，以粮五石以上、十石以下之民充之，水递运所水夫选粮，五石以下充之。陆递运所车夫，选粮十五石之民充之，不足者并许合并。急递铺铺兵，均于附近丁男年十六岁以上，田粮一石五斗以上、三石以下之民充之。洪武十七年后，对于各驿站及各递运所夫、马均有增加，武宗时再度增加，民困不堪。世宗三十七年，裁省驿递，崇祯六年，裁驿夫，征调往来，仍令民户为之。总观明代差役，初期以直接征发民力为主，且于法定应役之外，如遇军旅或营建，益感重役之苦。武宗时，沿河区域既役民力，复征役银，且积有盈余，岁征如故。嘉靖以后，行一条鞭法，均徭里甲名罢实存，且所佥多非富民，生员、乡官例不应役，徭役之范围愈狭，则小民之负担愈重（《明史·柳让传》《日知录·生员论》）。清代地丁合一，兵由雇募役制，乃为之一变。初清于满洲、蒙古行全体皆兵之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旗者皆为兵，八旗驻防兵均由世籍（《皇朝文献通考·兵考》）。清太祖时，置满洲八旗；太宗时，续置蒙古与汉军八旗，八旗兵饷足以养其家，其在京师者，称禁军八旗，其余则驻防各省，与汉人分城而居。八旗在乾隆以前，战斗力颇强，对外战争多参加。绿营则募汉人充之，以绿旗为帜，隶于提督总兵，而受督抚节制，用以平定内乱。川、楚教匪起后，绿营不能剿，乃改募乡兵，号为勇营。后于勇营之中选其武勇者加以训练，是为练军，后改为新军。清末季，亦试行征兵制，于各省设督练公所，挑选各州县壮丁入伍，训练三年，退伍为续备兵，又三年为后备兵，满三年则脱军籍。惟未几，辛亥革命事起，无功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