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铜钱。本期铜钱流通之量及其规制，均视前代为进，而清又较明为胜。明初，铸钱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嗣于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五等钱式。后又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即“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重一两，余递减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明史·食货志》）。洪武二十七年起，因行宝钞，禁民间用钱。所有铜钱有司收归官，依数换钞。自成化以后，钞法不行，铜钱渐恢复流通。综明代铸钱，以大中、洪武、永乐、宣德、弘治、嘉靖通宝为数较多。清代铸钱，始于满洲天命建国之时，所铸“天命通宝”，分满、汉二品。天聪因之铸钱如旧制。顺治元年设宝泉局，属户部，宝源局，属工部，铸“顺治通宝”。自后，各省以次开局鼓铸，皆依京局品式、重量。历朝改元，沿为故事。顺治之钱有数品，初为一钱；二年，改每文重一钱二分；八年，又增重至一钱二分五厘。康熙四十一年，改重一钱四分。后于省局之外，又复开密云、蓟、宣、阳和、临清等局。清代铸钱数量，最初户部年铸三十卯（以千钱为一串，一万三千八百八十串为一卯），遇闰加三。康熙、雍正两朝，各增十卯。乾隆六年，加二十卯，次年增勤炉十座，年出钱六十一卯，得钱六十九万余串。十六年后，因余闰加铸，至三十八年，一度加至七十五卯，岁铸钱九十三万串。嘉庆五年设俸炉铸搭京俸，后增减无定额，大抵岁出钱约一百六十万串，遇闰各加四万串云（《皇朝文献通考》）。道光十一年，户部制定各省铸造之额，为二百五十万串云。清钱视明钱为重，顺治间每七百文合银一两（较法定价格高三百文），明钱则需倍之。雍、乾间，每两亦值七八百文，当时称之为钱贵，故盗销之风甚炽，而银与钱之比价变动亦频，银值遂落。乾隆五年，令改用铜、铅、锡配青铜钱（铜五十斤，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点锡二斤），钱遂贬值百分之五十。自是以后，复名值高于实值，而私铸转盛，小钱充斥，钱价既贱，银值乃上升。而自道、咸以来，铜荒日甚（受云南回乱影响），钱乃继续贬值。咸丰三年，遂铸大钱，并铸铁钱。乾隆时，平定新疆，因其习，尚设局另铸回疆钱币。考回地原用钱文，名曰“普尔”，以红铜铸之，每五十文为一腾格，形椭圆，而首微锐，中无方孔，一面用帕尔西字铸叶尔羌名，一面用尼鲁汗之名，重一钱四，五分至二钱不等。迨新疆内属，更铸新钱，面铸乾隆汉字，幕用清文、回文铸设局地名。初铸时，每一普尔重二钱，后改为一钱五分，后又减为一钱二分。先后设炉局铸钱之地，南疆叶尔羌、阿克苏、乌什三处，北疆惟伊犁一处。

二、铜元。光绪二十六年，创铸铜元，自广东始。自是年起，先后举办者有江南、吉林、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直隶等省，法价为京平银一两，合铜元一百三十枚。大利所在，省自为政，毫无纪制。成色日劣，币价日跌。光绪三十一年时，政府乃实行取缔限制，增设新厂。规定江苏、湖北、广东等省，每日铸造以百万枚为限，直隶与四川以六十万枚为限，其余各省为三十万枚，并由户部统制铜之购买，一切办法颇称周密。惟当时各省当局俱以铸币为利源，法令不行，滥铸如故（民国二年，财政部泉币司统计，国内十七处造币厂，铸铜元数达二九．一一三．〇一三．五二九枚，折合银元二九一．九三六．八四三元）。铜元愈多，旧式铜钱销毁殆尽，后遂绝迹，乃货币史上之重大变革。（关于清代金银铜钱之购买力与金银比价之变动，前引《经济全书》记载甚详。）(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