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对外商业之管理，初置市舶，盖仍前代之旧。清乃损益其制，先后设立海关与公行之制。前者专理税务行政之事，后者专司商货介绍，协助海关。二者并行，互相为用，实为一种重要之变革。

一、明之市舶。明时，外舶来贡市中国者十余国，乃沿元制在沿海各地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洪武七年，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明太祖实录》）。其在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明史·食货志》）。时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众国。嗣倭寇扰闽、越，宁波、泉州二市舶中废（《明史·职官志》）。寻又设交趾、云屯市舶提举司，理西南诸国贡市（《明史·食货志》）。成化八年，泉州市舶司移至福州与漳州之海澄（《天下郡国利病书》）。嘉靖以后，广州封锁，移广州市舶于高州及澳门（《明史·佛郎机传》）。至万历中，始复福建、浙江互市。

明代市舶司，各置提举一员，副提举两员，吏目一员。对番货初行和买之法，但令纳牙税。洪武六年九月，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与之，仍免其税，听其自行贸易（《续文献通考》）。成化时，复定抽税之法。正德十二年，定十分抽二（《天下郡国利病书》）。隆庆五年，以外商报货奸欺，难于查验，改定丈抽之例，按船大小以为额税。西洋船定为九等，量减抽三分，东洋船定为四等（《续文献通考》）。

明代对走私之事，禁令颇严，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全家发边卫充军（《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五·兵律·关津》）。

二、清之海关。清初康熙二十四年，于沿海设四海关。先是闽浙海面因台湾事件一度申海禁，至是禁弛，设四榷关于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府、江南云台山，置吏以治之。【按：日人矢野仁一谓，当时江南海关实在上海，见其所作之《支那近代外国关系研究》。】时粤关税重，外商多赴宁波，清政府乃加重浙关税率以制之。乾隆二十二年，申令口岸限于广东，不准再赴浙江宁波（《东华录》），故清初，外舶东来者以集中广州为最多，次为上海。宁波、广州方面以二十余舵为率，上海方面据乾隆十六年之统计，黄浦江中外船十八，英占半数。乾隆五十四年增至八十六艘，大多数属于英商，美船次之（《达衷集》）。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三年，前后十五年间，英、美输入之货共值四万万两，每年平均凡二千六百余万两。中国之输出者，值凡三万六千八百万两，每年平均约二千四百万两，惟均外商自运出口，因尔时清廷对于本国商舶出洋悬为励禁也（反之，英国自1615年起厉行航海条例，以发展海上航业）。清代对于外商管理，鉴于中西习俗之异及外商之易启侵凌，颇采严格主义，故广州外商无土地、房屋、货栈之权，其住宿须在指定之商馆，管理甚严，并规定兵船不准驶入虎门泊于内江，番妇、枪炮不准带入商馆。洋商不准私带夷款，其雇用华工不得过于定额，洋商不准久居商馆，贩卖之后须即回国或往澳门。澳门方面因系租借地，故葡人置有元老院，间接受中国政府之节制，仍存前代番长制之遗意。元老院由判事二人、长老三人、检事一人组织之，禀承中国官宪之意旨，处理界内事务（《澳门纪略》）。

外舶至粤时，先停泊澳门，船长赴粤关请验，关督本人或遣使下澳盘验，丈量船身，察视货物，定其税规礼，船主付清后，然后驶入黄埔。泊定，船主得居停十三行，与行商会商货价，为期约三月。贸易既毕，则给以红单，限日出境。其因货物未售脱及货款未清时，得呈请海关，允准居十三行度冬。房舍货栈在河南，通事仆役等，均有行商介绍供给之。初外商所居者，有十三夷馆，后时有增减，惟葡人居澳门者，则不受此项限制（参考《澳海关志》《澳门纪略》《广东通志》《钦定大清事例》，及Morse the Chronicles即中译《莫尔斯编年史》等）。

海关税率分船税、出口税、进口税三项合征。此外另征货税，是为正税。正税之外再征杂项。就粤关言，船分三等，大船征税一千一百余两至二千一二百两，二、三等船依大小不同，征税四百两至八百余两。每船征进口税，规银一千一百二十五两九钱六分；征出口税，规银五百余两。三项征税，大船共三四千两。所谓货税，官书规定颇轻，如棉花一石价值八两，向例纳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为四钱，但嘉靖间实征达银二两（《粤海关志》）。其不入港卸货之船舶，海关税额及规礼均减半完纳。惟澳门方面所定税则至轻，每船不过三千两，且多有购货之行商负担，故与粤关情形迥异（见张甄陶《上广督论制驭澳夷状》）。关于各关税款之征收额，乾隆十八年规定，上海关收税额为七七．五〇九两，宁波八七．六五四两，厦门三一四．四四八两，广东五一五．一八八两，合计为九九四．七九九两（《澳门纪略》）。(www.daowen.com)

清代对于非法走私之禁制仍严，凡黄金、铸钱、铜铁等金属不许私卖，丝斤亦禁私售，违者船货没官。其许可售出之丝绸量，初亦加以限制，后因外商求购日切，乾隆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及五十四年，三次谕令放宽限量。乾隆时，为防金银铸钱出口，故规定以本国货物抵销外货之欠款。后广州外币输入颇多，故准用外币支付，不得搀用官银；惟外币因成色较低，只限于沿海区域使用，而禁其入内地。

三、清代十三行之兴废。十三行者，原属对外商业之辅佐组织，其发生远在明时。清康熙二十四年，于闽、粤、浙江等处设海关，当时对外交易之事，俱以官府自营之官商任之，彼等所设之行称“牙行”，或“官行”，司出口、进口、税收等事。嗣因官行制行之失当，故于康熙五十九年改为公行制，由官府特许之商人组织之。初有行商十六家，乾隆时增至二十余家。公行之任务为介绍商务、议定价格、代征关税、监察外商行为，初不失为因事制宜之合理设施。【按：此种公行制度，欧洲中世纪亦曾行之，如意大利佛罗伦萨、威尼斯之商行，称之为sensal，即经纪人之意，其数凡三十。外商非由经纪人介绍，不得交易。经纪商向政府保证缴纳定额之关税。】与公行并者有外商（英、荷、法、美、瑞典、希腊）所组织之商馆（factory）十三家，借以与公行交易（其译名有“丰泰”“玛英”等）。此外，尚有阿拉伯及近东各国之回教商行十一家。

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尧奏准约束外商五事，内称外人到粤，令寓居行商馆内，并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外人有所申诉，必须经过公行转递；但公行日久渐多不法，其经手佣费原定每两抽银三分，后竟任意提高达二十倍以上，议定货物价格时失其平，外商苦之，数次要求改善，未果。

乾隆三十六年，东印度公司以银十万两贿两广总督，下令裁撤公行。四十六年，公行商人再起组织，对洋商控制愈力。英商乃于嘉庆二十一年派印度总督赴北京，请求与行商以外之商人自由交易，无结果而回。迄鸦片战争中国失败，遂被迫解散公行。公行既去，代之而起者为洋行。咸丰五年，有洋行二百余家，后渐增至数千家，同时海关亦受外力干涉。外商飞扬跋扈，遂不可制，而过去经营进出口之商人，至是遂沦为买办（《中国经济全书》记买办制甚详）。

四、对外商业管制评价。观于明、清二代，对外商业之管制，原属因应事实之必要措施。中古欧洲城市商业国家，固不乏其例（如威尼斯市府对德意志商人活动防范甚严，德人来经商者，抵港后须先至交易商馆，不许与他国商人交易，货物须全部在当地售罄），即律以同时代欧洲各国之商业管制程度，远所不逮（当时葡、西、荷、英之国外商业，俱采特许公司制度，管制之严，海上自由贸易几绝迹。而法国科白尔时代之政令尤苛）。然论者不察，亦有致疑于市舶海关及公行等对外商业管理政策失之苛繁，颇有违于当时自由贸易之精神者，此乃昧于当时国际商情之瞽说。殊不知，欧洲各国自清咸丰十年以前，正重商政策盛行之秋，英法诸邦行高度之保护贸易，垂百余年，德意志尤甚。尔时，欧洲各国对外贸易之不自由与外商之被歧视，更倍蓰于中国。而近人所羡称之自由贸易，乃自清咸丰十年至光绪三年间极短时间之事，且为时不过二十年（详见拙著《国民经济政策》之“第五篇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今乃不辨事实，以此归罪于明、清，认为违犯自由贸易之原则，谓非引喻失义不可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