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对东西洋诸国之互市，向不拒绝，惟略事限制，使入正轨。故明自正德以还，西洋国家之来互市者，有葡萄牙、荷兰等国；清代西洋国家之通互市者，自顺治四年起，有葡萄牙、荷兰、英吉利、瑞典、丹麦、西班牙、法兰西、普鲁士、汉堡、不来门（汉堡、不来门为德意志之二自由城国）、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南洋国家之通市者，有暹罗等国，美洲之至者有美利坚、墨西哥、秘鲁、智利等国，东洋国家之至者，有日本、琉球等国（见《明史·列传·外国六》、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光绪《广州府志》《澳门纪略》、嘉庆及道光《外交史料》等书，本节下诸项并参）。

一、对西洋国家之商业。当时与中国通商国家有五。

1.葡萄牙。葡人于明正德之初，在印度西海岸取得商业及军事根据地，遂进与阿拉伯人作战，击溃其海军，乘胜占领果阿（Goa）。正德九年，葡人（《明史》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来广东求互市，交易而去。正德十二年，葡船再至。自是以后，葡商船多侵略，历三十五年，商务旅进旅退。嘉靖三十六年，葡商贿粤吏，得请于朝，租借澳门（濠镜）为商业居留地（每年纳租银五百两，课商税二万两，由香山县征收之）。是为欧洲国家在中国租借地之作俑，迄今已三百九十余年，尚未收回。先是中国对西南海上诸国贸易，自唐宋以来，即为大食商人所垄断，至是则转落于葡萄牙人之手。自明武宗正德十三年，至清道光二十三年，葡人独占中国西南海上贸易者，前后达三百年之久。

2.西班牙。西班牙于穆宗隆庆三年侵占吕宋后，万历八年，派遣贡使通中国互市，其后于葡萄牙者六十六年。自是以后，两国贸易渐荣盛，当时主要商港在西班牙为菲律宾之马尼拉，在中国为漳州、厦门、泉州等。《明史·吕宋传》云：吕宋去漳州甚近，闽人以其地近且富饶，商贩至者达数万人。

3.荷兰。明万历间，荷兰开始向东方争取殖民地之独占贸易，最初组织远东舰队由贺得曼（Houtman）率领，航达印度、爪哇。万历三十年，占领其地，并及锡兰岛，遂宣布其所谓“海洋自由”原则，以力战经营印度商业。万历四十七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之巴达维亚（Batavia）设总公司，统治东印度各地，更进而向中国沿海侵略互市，屡与中国龃龉。至清顺治十三年，复通贡市。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荷兰在中国之商务大进。

4.英吉利。万历十九年，英人始于东印度贩中国茶，时颇欲通中国商务。万历二十九年，英女王伊丽莎白致书中国皇帝，以舟行遇飓风未达。万历四十三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亟思互市中国，亦无结果。【按：万历二十八年，伊丽莎白颁特许状，予对东印度贸易之伦敦商人与管理者，许该公司以好望角与东麦哲伦海峡以西之贸易专利权。康熙三十七年，威廉三世复颁专利特许状于英人贸易东印度公司，由是两公司并立。至四十八年，始合并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于光宗泰昌元年遣船至澳门，惟当时中国与西洋诸国之商务为葡萄牙所独占，彼等对英人深闭固拒，不令通市，故明末迄于清康熙、雍正间，英人在中国之商业仅在广州、厦门、宁波等处略事进取，竟鲜成就。乾隆五十八年，英王遣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来中国，要求英国派遣公使驻北京并设立商馆，开放天津、宁波为贸易港，允英商居留广州、舟山等处，因事涉主权，为清廷拒绝。嘉庆二十一年，再度派印度总督东来，重申通商之请，因觐见礼节发生龃龉，无结果而还。故嘉庆以前，英国在中国之商务不及葡、荷。当时英国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利，禁止该公司以外之船东来贸易，故中英商业更受限制，其鸦片贸易尤为国人所深恶。

考18世纪初叶，英国对印度贸易多于对华贸易者几二十倍。康熙四十七至五十一年间，英货入华，平均年值不及五千镑，现银约五万镑。18世纪中叶，贸易年额猛增。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间，英货进口平均年值五万八千镑，至19世纪初叶，情况乃大变。

5.法兰西与美利坚等。法国于顺治十八年遣商船来中国，得在粤设立商馆经营印度及中国之贸易。而美国亦自乾隆四十九年起，遣船名“中国皇后”者至广东购茶、丝，自后岁以为常。此外，瑞典及意大利亦遣商船东来贸易。

自交易货物言，西商营运之物品，有来自欧洲者，亦有来自中亚及南洋群岛者，大抵输入品多为毛毯、哔叽、哆罗、玻璃、钟表、鸦片、珍珠、宝石、烟草、香料、染料、暹罗米、印度布等，自中国输出之主要货品为红茶、湖丝、陶瓷、糖霜、铅锡、黄金、水银、银珠、药料等，惟书籍、硝矿、铁制钱及米等禁止外运。丝亦有限制，每船不得过一百四十石（《澳门纪略·官守》篇）。(www.daowen.com)

自中国外运物品之中，丝绸乃属重要，衣被万邦，所至获得令名。次为茶，先是欧人嗜酒多酗败德，自改饮茶后，气质为之一变，故茶之润泽各邦，功用至溥。其次为瓷，葡人奥达（G.Orta）云：中国有价值二倍于银之瓷，美化人生，驰名世界，号称极品。更次为水银，为制造科学仪器之珍贵原料，因其量重，故航海时并作镇船之用。此外，则药物中之大黄等，亦属医用良方。

西洋输入中国之货物，以毛呢、羽绫、钟表号为名贵，香料亦为国人所服，惟鸦片与烟草显非宜人之物，但亦在强迫商业范围之内（考鸦片，拉丁文为opium，阿拉伯语称afyun，译阿芙蓉，原产小亚细亚，唐时阿拉伯人已输入中国，称罂粟。北宋时人苏轼兄弟诗中曾咏及之。初用为镇痛剂，明初，印度人发明装入烟管吸食之法。明末，此法传入中国后，鸦片遂自印度源源输入）。明清间，葡人首自印度运入鸦片，继之者，英国东印度公司不顾中国政府的禁令，以走私及强迫方法年输入大量鸦片于中国。雍正间，输入约二百箱，嘉庆间，增至四千余箱，道光十五年，达三万箱，可知鸦片输入量，百年之间增加百五十倍。其于中国，侵国病民，贻害无穷。江宁之役，国脉几斩。诚所谓“嗜利忘义，奸富之尤”，实属一种不名誉之商业；以视中国输向欧洲之丝、茶、药物，其评价显有天壤之别。

鸦片以外尚有烟草【烟草，西班牙人称“托巴姑”（tobaco），盖以西印度群岛中产烟之托巴姑岛而得名】。明弘治五年，哥伦布西航美洲，始见印第安土人吸烟，后六十余年，西班牙医生佛南台氏（Fernedel）将烟草传入欧洲。万历三十年间，西班牙人以大利所在，乃将烟草自吕宋输入中国，时称之为“吕宋烟”，畅销南北，嗜烟者众，价昂不止（王肱枕《蚓庵琐语》谓：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以马一匹易烟一斤）。崇祯中，下令禁止民间私种，贪婪之夫见利重法轻，冒种如故。寻下令犯者皆斩，然不久复弛其禁。崇祯末，传播益广，至清乃大盛。烟草之为害，虽不与鸦片同科，但非民生必用之物，服之未见其利，金银因之外流，后乃遍植国内。而耕地受鸦片与烟草之侵种，面积又为之减少，农产日削有自来矣（林则徐谓鸦片流行之结果，百年以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后竟如所料）。

二、对东洋国家之贸易。明代宣德以前，倭寇猖獗，两国商业频告中断。其时仅赖勘合贡市，以维持此垂绝之双方关系。所谓勘合，即明庭颁发之特许贡市证。永乐二年令颁日本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贡，船止二艘，人止二百，违例以寇论。宣德七年令申前约，贡船增为三艘，人增至三百。自永乐二年至嘉靖二十六年，前后一百四十年，日本贡船至中国凡十七次，朝贡之外，经营互市。嘉靖四十三年，倭寇既平，中日间之贸易始复正常（万历四十四年，倭人石道友来中国，自诉云：四夷皆得自通天朝，而彼独隔绝。自后倭人船众，只是通贩，不是行劫，官兵相遇，莫辄斗杀）。迄于清初，中日商务往还颇密，中国船舶东航者众。惟日本自德川幕府时代起，严禁日船出口，对中国船舶进口之数亦迭加限制（德川纲吉限七十艘，德川家宣限五十艘，德川吉宗限四十艘，德川家齐限十艘。见《日本国志》）。

综观清初与日本之贸易，自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前后二十三年间，清商船赴长崎贸易者，平均每年在三十艘左右；康熙二十四年至五十三年，每年往航之船，平均约七十艘；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十三年，降至三十艘。盖日本方面改正海外贸易法，限制中国船之入港数及贸易量，我国之输出额因之骤减。雍正十四年至乾隆六十年，日本幕府之限制益严，中国每年往日本之船，平均仅十艘（《日本国志》）。故当时之闭关锁国，不在中国，乃在国门之外。

本期中日两国间之商货，综双方史乘所记，其自中国输往日本者，多为丝、茶、瓷器、刺绣、药材、书籍、字画、文具、香料、玳瑁、翡翠、水银等。其由日本输来中国者，主要为倭刀（永乐间，前后五次勘合贡船中共运刀、剑九万口）。次为硫磺，每次数十万片。次为铜，自康熙元年起至四十六年止，日铜输入约十万斤。次为染料用之苏木，每次亦各十余万片。次为金银，据长崎商行公表（康熙四十八年报告），自顺治五年至康熙四十七年，前后六十年间，日本输向中国之黄金为二百余万两，白银为三千七百余万两。此数额颇巨之金银进口，中国则以货物抵偿之。此为本期中日贸易之特征。

三、鸦片战争以后之对各国商业。鸦片战后，中国对外商业失其自主之权，自《江宁条约》被迫开放商埠，废除公行，协定关税，而中国商权遂呈太阿倒持之势。此后，道光二十四年，与美国缔结《望厦友好通商条约》，与意大利订立《五口通商章程》，与法国缔立《中法黄埔条约》。各约内容大体与《南京条约》相同，为不平条约之扩大者。道光二十七年，与瑞典、挪威订立《五口通商条约》。咸丰八年，订立中美《天津条约》，许美国以内河航行权。同治二年《中丹条约》《中荷条约》。同治四年《中比条约》。同治五年《中意条约》。光绪七年《中巴条约》，十三年《中葡条约》。二十四年开岳州、三都澳、秦皇岛为商埠，十二月开广西南宁为商埠。二十五年十二月，美国向英、德、俄、法、日、意大利六国宣言，中国门户开放主义，要求各国承认在所获之利益范围内，或租借地域，或其他利益，既得权利，互不干涉，港口船舶税及铁路运费等，各国间彼此平等待遇，列强均承认之。于是，在列强合作协议的侵略政策之下，对中国的领土夺取暂时告一段落，而经济侵略则愈益严酷。二十九年八月，与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十七款成。八月与日本议订《通商航海续约》十三款成。三十年，开湖南长沙为商埠，订立《中葡通商条约》二十款。此诸商约，固足使中国对外商业容量继涨增高，但此乃违反贸易均衡法则之发展，利不胜弊，自属显然。

若更就当时对外商业倾向观察，则知其为被动而非主动，为利他而非自利，刀俎鱼肉之喻，差足以当之。考咸丰九年海关始刊贸易统计，是年进口货值五一．二九三．五七八海关两，出口货值五四．〇〇六．五〇九海关两，进口货以鸦片为大宗，出口货多属丝、茶。同治五年海关统计，自上年起对外贸易开始入超，而以本年为最多，按本年输入为七四．五六三．六七四两，输出五六．一六一．八〇七两，合计贸易总额为一三〇．七二五．四八一两，入超一八．四〇一．八六七两。盖本年度乃自同治四年至光绪六年，十五年间入超最高之年。同治十一年海关统计，对外贸易自本年起发现出超，中经五年之久。本年度输入值六七．三一七．〇四九两，输出七五．二八八．一二五两，合计贸易总额一四二．六〇五．一七四两，出超七．九七一．〇七六两，对外贸易较十年之前增加三分之一。光绪二年海关统计，本年输入值七〇．二六九．五七四两，输出值八〇．八五〇．五一二两，合计贸易总额一五一．一二〇．〇八六两，出超一〇．五八〇．九三八两，是为海关贸易册载出超最高之年。自次年起，对外贸易经常为入超，无复出超，数字可观。光绪十四年海关统计，本年输入值一二四．七八二．八九三两，输出值九二．四〇一．〇六七两，合计贸易总额二一七．一八三．九六〇两，入超三二．三八一．八二六两。光绪二十一年海关统计，本年输入一七一．六九九．七一五两，输出一四三．二九三．二一一两，合计贸易总额三一四．九九二．九二六两，入超二八．四〇六．五〇四两。光绪二十五年海关统计，本年度输入值二六四．七四八．四五六两，输出一九五．七八四．八四二两，贸易总额四六〇．五三三．二九八两，入超六八．九六三．六一四两，入超比二十年前增加十倍，对外贸易总额比十五年前增加四倍。时各国工业品如潮涌入，中国原料亦大宗输出。宣统二年海关统计，本年度输入四六二．九六四．八九四两，输出三八〇．八三三．三二八两，贸易总额八四三．七九八．二二二两，入超八二．一三一．五六六两。自后，对外贸易仍不断增加，惟入超则自1914年欧战起后，乃暂告停顿。又，此期间之对外商业就国别言，则以英、日、美为主；自埠别言，则以上海、大连、天津、汉口、广州为主。贸迁货物初期出口以丝、茶为大宗（西人习饮茶，在明嘉靖间，崇祯荷船始输红茶至英，继以绿茶），进口以棉花、纱布、粮食为大宗，但至宣统三年，则值百万两以上之进出口货，各达三十余种，进口多属制造品，出口多属原料品。故衡以国民经济政策理论，实非自主之商业，于以造成国际借贷差额之不正常状况（参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