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为帝国经济之完成，亦即中国国民经济前期之完成时代，此时国境之内农工商业已届适度发扬，人口数量膨胀，民族创化大成，国势旺盛。依于历史演进的程序，乃渐进入国民经济之后期，即世界性向海外发展之国民经济。盖国民经济演进之正常程序，据斯密之判断，应先为农业，次为国内工商业，最后为海外工商业。此种事实恰与魁内（Quesnay）之“农业纯生产理论”、斯密之“效用生产理论”，里斯特之“工业生产力说”相对应，故自中国经济发展途径言，本期之经济理论与事实，均宜更进一步从事海外工商业之推广。更就中国帝国经济之历史特征言，以往虽重视本国经济之自给自足，但对于国外商业向以顺应国际大势为国策。汉、唐、宋、元之往事，可以复按。（惟当时国际贸易之容量，大抵为国际之供需条件所决定，不能越此限度勉强发展，此为国际贸易之通理。）是以中国在明、清以前，虽然尝有基于国防理由禁止与外国互市之事，但自经济意义言，并无严格的“锁国政策”或“闭关政策”之存在（如古代印度经济意义之故步自封，近代德经济学者所称之“封锁国家”，均非中国之历史国策）。更就世界经济言，明、清之间，欧洲西部国家因受东方之影响，其经济颇有进步。尔时，欧洲与中国间之经济动势渐向均衡发展，此可视为中西经济交互促进之客观条件，故中国在原则方面，亦无采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必要。但明、清之当国者，不能理解此种动势，惟怵于当时外侮之日亟，为国防理由及制止金银外溢起见，尝厉行海禁。盖自国防方面而言，从倭寇内犯以还，外患与内乱恒为表里，倭寇之起，中国奸民实预其事。如：仁宗洪熙时，黄岩县民周来保、龙岩县民钟普福叛入倭寇，引寇深入；武宗时，鄞人朱缟（化名宋素卿）充倭贡使，为倭策划；世宗嘉靖间，长屿人林参联倭入寇，浙人徐海、陈东，皖人王直，闽人张琏、张维、曾一本等，为倭作伥，横行漳、潮间，并据舟山，潜号称王。彼等或引倭寇深入，或袭倭人旗号以寇中国。（时抚臣朱纨上疏曰：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殆即指此。）后荷兰人入寇澎湖，亦有海澄巨商李锦、潘秀、郭震等引其深入，暴虐人民。清初台湾战役，郑成功亦恒暗布党羽于沿海一带，为清廷所深嫉（顺治十三年，上谕云：海逆来扰，必有奸民，暗通线索，资以粮物。今后有犯者，不论官民俱处斩，货物入官。见《皇朝文献通考》。又，雍正十三年上谕：吕宋商人释停谷物出口之理云，国家所以严禁五谷不准出洋者，乃杜奸商、匪类暗生事端。同上）。于此可见，当局仅知维持海禁，以弭内乱，乃未知注意更有效之制海方略。

从防止金银外溢言，金银在当时欧洲重商主义国家看来，原为财货之财货，乃各殖民帝国所必争之物，彼等对落后的美洲，则以劫夺方法致金银，对文化较高之国家，则根据贸易差额理论以致金银。因此，各国对金银从外国输入本国，恒表示欢迎。反之，金银自本国流出，则不胜惶惧。英王理查二世（RichardⅡ）尝云：吾人之金银离去，吾国之富庶即消失，国家旦夕即肇毁灭之祸。英王亨利四世（Henry IV）（明万历三十一年）敕令，亦大声疾呼云：货币乃国家之血液，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康熙元年，法国首相科白尔（Colbert）亦申警其国人云：余深信国家之强弱，乃系于国家所保有货币之丰啬。由斯可见，各国重金思想之流行。中国朝野岂能无动于衷？而此际各国输入之毛呢、羽绫、钟表、玻璃、香料等，均非民生急切之物，而鸦片烟尤甚。依此项奢华品之入超，而致金银外溢，遂致国内必需之资物减少，此为谋国者所深忌。同时，各国复以成色、分量不足之银币交易中国货物，亦非中国所喜。因此，对外商业频予以限制（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后竟成为国际收支极严重之问题）。抑更有进者，中国基于传统之对外经济优势，既无与外族共居之内海，更无与中国经济文化平等之外族邻处，故过去国民不甚向往海上商业，缺乏海洋经济一般之欲求。（《清高宗致英王乔治书》有云：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以通有无。）至于后人所注视之，因对外商业所发生财政性之税收，则更非当时执政者所留意。(www.daowen.com)

坐是诸因，故中国对海上商业备极防闲，观于明、清间，海禁时颁，中外互市屡阻，反复行之，遂成堕势，可思其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