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称纸、笔、墨、砚为文房四宝，乃文化器材之要品。

一、纸。明代以来，造纸技术亦有改进。纸槽分布以浙江、福建、安徽、湖南、江西为最盛，而广东、广西、四川等处次之。南方以竹或树皮为原料，所制之纸为书画家所宝用。其中安徽之宣纸，福建、江西之连史纸、毛边纸，应用最广。康熙中，杭州有阔帘罗纹纸，其帘乃用铜线织成，坚厚纯白。宣城出玉版纸尤精。此外，则有江西铅山之奏本纸、临川小笺纸，浙江上虞大笺纸、吴中金笺纸、松江产潭笺纸、新安藏金笺，墨妙所资，士林共赏。高丽有绵茧纸，色白如绫，坚韧如帛，宜作书画，输入中国颇多。清中叶以来，国产纸凡百数种，简分为七：即竹纸（毛边连史裱心）、皮纸（宣纸、绵纸）、草纸及故纸（包裹纸）、着色纸（黄表、绿表、梅红）、加工纸（玉版海月）、仿造纸（仿宋川连）是。宣统三年，本国纸输出为值三百万海关两，输入之外国纸为数相若，于是新法制纸复盛。盖中国制纸术西传入欧洲后，于1799年（嘉庆四年）经罗布氏发明抄纸机，其幅度与纸质大获改进，中国仿之，于光绪十七年创龙章造纸厂于上海。次年，香港英商亦设大成制纸厂，同时重庆有富川纸厂，广州设官纸局。

二、笔。制笔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后，强者为刃，软者为辅，参之以苘，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泽以海藻（韦诞《笔经》语）。夫尖齐圆健，笔之四德：盖毫坚则尖；毫多则齐；用苘贴衬得法，则毫束而圆；用纯毫附以香狸角水得法，则用久而健（屠隆《考盘余事》，文震亨《长物志》）。明代笔工之著者，有吴兴陆文宝、施文用，清代则有刘必通、孙枝发、夏岐山、沈茂才、潘岳南诸人（梁同书《笔史》）。乾隆时羊毫笔盛行。吴门所制紫毫极佳。道光时，有名工以紫颖兼羊毫而成新品，大可书擘窠，小可作小楷，极为可珍。尔后，浙、苏、湘等处，紫颖狼毫及羊紫兼毫，出品均佳，笔阵纵横，人文蔚起，有自来矣。

三、墨。明清印书及试卷最重墨色，故明墨恒带紫光蓝彩，盖紫参丹砂蓝入石青也。明代墨工蜚声艺苑者，有罗小华、邵格之、程君房、方于鲁、吴去尘等，刊于《墨志》者，凡一百二十七人（麻三衡《墨志》）。清自康熙以来，墨作亦极讲求，康熙南巡时，曹素功之裔以墨进献，康熙题赐“紫玉光”以宠之，由是徽墨业令誉广被，发皇焕然矣！清墨于调料、捣捶、范型诸端，俱有改良。其名品有青麟髓、千秋光、寥天一、古隃麋、漱金等，其墨黑如漆，坚如铁，清光如秋水，价倍金银，遍销国内，翰墨流香，书画益显其清幽。(www.daowen.com)

四、砚。古代砚石多出青州、绛州，后代则端溪、洮河、古歙、剑溪均产砚材。宋代以来则以端溪砚为著。端溪位于肇庆城东三十里之羚羊峡，其砚石开采始于唐初武德之世，五代、两宋续有开凿。元时封禁，明永乐、成化、万历间，屡开屡闭，而以崇祯间所开之熊坑石材为佳。清初出砚，因官府封禁，时受限制。自顺治三年至康熙二十六年，采掘砚材六次，康熙三十六年、雍正三年、乾隆嘉庆间，续有开掘，前后得砚数千方，制作之多及精度越前代。说者谓，盖得其髓云。肇庆以砚为业者居全城之半，每砚自数百文，佳者易银可数百两（清李兆洛著《端溪砚坑记》）。端砚之外，尚有歙砚，出婺源歙山龙尾溪。氵黎砚出湖南辰州，洮砚出陕西，衢砚出衢州开化，山东曲阜尼山、登州、莱阳、青州诸郡均产砚。清代关于砚之著述，自《西清研谱》以次，殆数十家。海通后，中土文房用具参用钢笔、铅笔、西纸等，因而发生适应之新文具工业。

五、印刷。清代于南京、北京、杭州、苏州、武昌、长沙、重庆、成都等处，设立官书局，印行经、史、子、集诸部之书。光绪间，欧美印刷术最初传入吾国者，有石印术，同时各教会有铅印《圣经》书籍。后有图书，集成局用扁体铅字排印图书集成全部。光绪间，日人在上海采用日本式铅字印书，后并传入照相制版，而当新闻事业输入中国后，报业异军突起，遂与书业并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