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置水军二十四卫，每卫船五十艘、军士三百五十人，共有船一千二百艘，水兵七千二百人。倭寇既作，沿海水军大增。永乐间，用兵交趾，多得水军之力。中叶以还，沿海战事频仍，需船尤殷，故当时沿江、沿海设立船厂颇遍。战船之制，江海各异。各种海船之性能，《明史·兵志》记之颇详。大抵海船以舟山之鸟槽为首，福船、苍山、广东船大者，列兵百人及佛郎机大炮。兵船之外，商用海舶形制，亦殊伟岸，通常广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小者广二丈，长七八丈，弓矢刀盾战具均备。造舶费可千余金，岁一修葺，不下五六百金（《东西洋考·卷九》）。顾起元所记之明永乐三年，郑和所率舰队，通计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凡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余员，各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顾起元《客座赘语》）。据《明成祖实录》，郑和出使前二年，已令工部及军卫有司，造海船备用，可知其所称结构宏伟之非虚。天启时，意大利人艾儒略记西洋海舶之制，亦足参证。艾云：海舶约有三等，其小者仅容数十人，专用以传信不以载物，其舟腹空虚，自上达下惟留一孔，四围滴水不漏，下镇以石，使舟底常就下，一遇风涛，不习水者尽入舟腹中，密闭其孔，复涂以沥青使水不进。其操舟者，则缚其身于樯，任水飘荡。其腹中空虚，亦不沉溺，船底镇石，不虑翻覆，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可容数百人，自小西洋【按：指印度洋】以达广东则用之。大者，上下八层，最下层镇以砂石千余石，使舶不致倾荡。二、三层载货与食物。舟中贮淡水千余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其上近地平板上一层，则舶之中下人居之。地平板外，虚其中百余步，以为扬帆、习武、游戏、作剧之地。前后各建屋四层，以为尊贵之居。有甬道，可通舶之头尾。舶两旁，列大炮数十门，其铁弹有重三十余斤者。上下前后，有风帆十余道，桅之大者长十四丈，帆阔八丈。水手二三百人，将吏、炮手三四百人，客商可载数百人。舶有总管一人，掌一舶之事，有赏罚生杀之权。舶师三人，分掌风候使帆、整齐器用、吹掌号头，指挥夫役，探试浅水礁石，以定趋避。历师二人，分掌窥测天文，昼则测日，夜则测星，用图量取度数，以识险易，以知道里。更有医师，主治疗（见艾儒略《职方外纪·卷五·海舶》）。于此可见，当时海舶组织规模甚备，而明人王圻亦详述当代船舶之种类及制造。其中所举航海船，两头置舵，转向自如，最称便巧（《三才图会》）。此外，宋应星著之《天工开物》，对船制亦多所说明。清代船制，因明之旧，其战舰长十一丈至十一丈九尺，宽二丈三尺五寸至九尺六寸各有差。海舰十八年更造（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九年再大修），江船三十六年更造（三年小修，八年大修，十一年再小修，十四年再大修）。商船形制，亦有所改进（《皇朝文献·通考·兵考》）。鸦片战后，中国深感造船远落欧美之后，颇思急起直追，采用西法造船。同治三年，英商在香港设立黄埔船坞公司。明年，清政府于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就原有制炮局扩充，兼营造船。同治五年，左宗棠奏准，于福州马尾设船政局，注重修造兵舰，建立海军，兼修造商轮，是为南方国营之大船厂。光绪五年，复于天津设立大沽造船所，为北方确立造船业之始基。然因本国造船材料缺乏，故成本极昂；又因渔场未辟，故训练兵员水手未易；又因近海与内河航权旁落，海上保险经营不善，故造船与航业发展备受限制。(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