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均田制败坏以来，自由田制（田地买卖、租佃自由）行之千年，鲜所改作（金、元、明之军事屯田，均未予田制以根本改革）。其间田率变迁，地权集散，足以影响国民经济之盛衰者，自农业经济言，一般称之为田地问题。盖田地问题之发生，自非经营观点考察，厥有二端，即田率逆差与地权褊聚是。试分论之。

一、田率逆差。自洪武至万历约二百年间，人口数量平均为六百万，熟田面积约为四百万顷，平均每人得地六十六亩强，此数上视宋、元，或过，或不及。清代人户与田地之比例，其增加倾向相同，但其增加之率则前者大于后者，因此自清初至中期，每人平均垦田亩数呈递减之倾向。大抵顺治初年人口数约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人，其翌年即顺治二年，垦田数四百万顷，每人平均三十八亩弱。阅十六年至顺治十八年，人口数一千一百零六万人，是年垦田为五百四十九万顷，每人平均五十亩弱。阅二十四年至康熙二十四年，人口二千三百四十一万，同年垦田六百零七万顷，每人平均二十六亩弱。阅三十九年至雍正二年，人口二千四百八十五万人，同年垦田六百八十三万顷，每人平均二十七亩强。阅二十九年至乾隆十八年，人口一万零三百万人，同年垦田数七百零八万顷，每人平均七亩弱。阅十四年至乾隆三十二年，人口二万零九百八十三万人，前一年即乾隆三十一年，垦田七百四十一万顷，每人平均三亩强。阅四十四年至嘉庆十六年，人口三万五千八百六十一万人，后一年即嘉庆十七年，垦田七百九十一万顷，每人平均二亩强。阅二十一年至道光十三年，人口三万九千八百九十四万二千人，同年垦田七百三十七万顷，每人平均不足二亩，此数视清初低二十至二十五倍。其每人平均田亩数递减之倾向，以清中期以后为最明显。田率降低，表示人田均衡之失所，自农业经济言，可称之为田率之逆差。

在正常情况下，田地价格原有一定之标准（18世纪英国田地正常价格恒等于每年田租之三十倍。见斯密著《原富》。中国田价大抵从同），但田率失调，则价格波动，而田率逆差愈大，则田价愈昂。清人钱梅溪尝云：前明中叶，田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咸以无田为幸，每亩只值一二两；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乾隆初年，田价渐长，上者十两，阅五十年长至五十余两（钱梅溪《履园丛话》）。（又，乾隆十三年，湘抚杨锡绂《奏疏》云：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二十余两云。）清中叶以还，因银价上扬，田价倾向亦随之消长。

二、地权褊聚。原自由田制既利分散，复便集中。当政治开明、国权管制合理有效之时，贫富褊差自可赖以均调（详见本书第五篇第二章第二节末段），是以汉唐经济之盛期，于均调田地、平衡财富诸大政，借国营经济、内地移民、仓储平准之助，颇具其效。明清末季，外力干涉，内政窳败，田地集中之倾向，弥久弥厉。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百人而不一顷（颜元语），遂成常态。而多数田主逸居无教，遥领耕地，不问耕耘，但责收获，佃民愁怨，自是益繁！

三、田率逆差与地权褊聚，可能发生种种问题。举其大者如下。(www.daowen.com)

其一，为造成田主与佃人间之紧张关系，由是田租高下、佃耕条件、佃权久暂之争执，嚣然并起。原夫田租率之高下，决定于田价及供求关系（包括田地之生产力）。就明清间田价较高时期田租变动倾向研究，则知江南田租率，明景帝时亩约六斗（余继登《典故纪闻》言：景泰六年，永嘉大长公主奏，愿以置买无锡县田一千二百余亩，岁入租粮七百余石，尽归有司）。清代较明，租率稍高，江南佃租清初每亩一石左右（顾炎武《日知录·苏松田赋之重》）。乾隆间，江西上亩田租二石，中一石六斗，下一石二斗，他或五六斗（陈绍洙著《江西新城田租说》上篇）。光绪中，每亩又增至二石五斗（光绪十年王邦玺《陈丁漕利弊疏》云，有田百亩，应收租谷二百五十石）。由上可见，四百余年间，江南一隅田租率约增四倍以上。若与元代官田租每亩相较，则增六倍余。地租过重，益使地权褊聚，其结果吸引过量资本于田地，实乃民贫国乱之源。且田赋既征货币，而私人田租仍征实物，故在当地率逆差及地权褊聚之时，田主有谷物租率增加及谷物价格上涨之双重利益【按：据里加图Rlcardo之说】，田主日富，则佃户窘困，而田租之争议益烈！争议不协，遂不免有聚众反抗之事（明正统十四年，有邓茂七之变，见《明史·丁暄传》。清乾隆十一年，有罗日光之变。以上均在福建。咸丰八年，有黄春生之变，见浙江《余姚县志》）。

其二，为武力争田之战。夫多数人民资以为生之田地，既为权贵富室所垄断，则农夫失所，游食滋多，是国权调济之机柄已失，横流所届，遂酿巨变。观于崇祯末年之乱，起自米脂，全国从之而靡。

时李自成以“迎闯王，不纳粮”为聚徒建军之号召，师旅所至，肆力残伐，明社既屋，国脉垂断。清军入关，亦以“均田薄税”为名，迎合无地平民之心理（清军入关，宣示“八政”，即求贤、薄税、定刑、除奸、销兵、随俗、逐僧与均田。见明季稗史本《江南见闻录》）。清代中叶以还，朝野士夫，智昏前鉴，农业危机，循环而至，执政坐视不为之所，遂召历次教匪与太平天国之运动，而太平天国相传亦有“计口授田、杂以九等、有田同耕、有饭同食”之令文（据无名氏《江南春梦庵笔记》所载，太平天国田赋之制，每丁耕田十亩，纳赋三石六斗六升，钱三百六十六文。又据萧一山辑《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癸丑年，太平天国法令，记人民分田之法）。大乱既发，经时不解，经济遭受重大破坏，户口凋残，农地芜化，经定期生聚教训，然后农业依自然律而告回复。综观明清五百年间，农业恐慌与回复之周期现象，可知田率顺差则治，逆差则变；地权均散则民生富厚，反之则祸乱相续。此定期之农民争地以战，从之者多属失地邱民，导之者乃为教首、豪侠（汉之黄巾，元之红巾，清之白莲、红灯、太平天国），酿成多次成王败寇之动乱。且观其事平后所建立之新秩序，复大都对于田制改革鲜所贡献，其结果民族内部萁豆急煎，则外侮纷乘。神州辐裂，则经济分崩，覆辙相循，易代无改。由斯可觇，秉国钧者智虑与识力，又远出师丹、王巨君、李安世诸人之下矣。

四、田制改革理论与井田试验之失败。宋明以来，井田之说不绝如缕（南宋时有林勋之《本政书》，李觏之《周礼致太平论》，张横渠亦作《井田论》）。明人主张井田或限田者有王鏊（著《震泽长语》）、海瑞（《明史·海瑞传》）、蔡叆（著《洨滨语录》《畿辅丛书本·卷五》）、罗钦顺（著《困知记》）、胡居仁（著《居业录》，何桂珍《续理学正宗·卷一》引）、袁永（著《世纬》）诸氏等，但多袭前人之说，未足深论。清初黄梨洲、颜元与李塨，先后著书，以阐发井田与均田同时并行之主张。黄梨洲从明代屯田力证井田之可行，其言云：天下屯田，见额六十四万四千二百四十三顷，以万历六年实在田土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二十八亩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为难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颜元云：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因主可井则井，不可则均（颜元《存治编》）。其门人李塨本其师说，力言井田不可与封建并论，封建不宜行，而井田必须行（李塨与王源合著《平书订》）。因著《拟太平策》，其“卷二”创三十年均田之议，主张先从限田入手，每户不得过五十亩，逾制者必分之于人，卖之于官，愿献于官者则报以爵，愿卖于官者则酬以资（见《平书订·卷七》）。然前述仅在野学者之主张。清初雍正二年，乃实行小规模井田试验于直隶新城、固安二县，以内务府余地及户部官拨新城县一百六顷、固安县一百二十五顷八十九亩，令八旗选无产之人前往领种。自十六岁以下、六十岁以上，各拨田百亩。周围八分为私田，中百亩为公田。其公田之谷，候三年后征收。于耕种所余地内，立村庄，造庐舍四百间，每名给银五十两（《清通考·卷五》）。但井田行之未久，阻力横生。乾隆时遂改为屯田，每亩交租一斗（俞正燮《癸巳存稿》）。乾隆二十三年后则井田、屯田均令归耕者私有。此举显然与当时经济制度不协，致试验失败。乾隆三年，朝臣顾琮、盛安等，复有均田与限田之议，因是与乾隆帝发生争论，后吕留良案发生，亦涉及井田理论问题（乾隆《东华录·卷三十六》）。自是以后，田地问题之危机依然，而井田之争论则渐息。于井田主义之外，王夫之则主以租税方法，保护自耕农而抑田主，分别自耕与佃耕者差等，以为赋役之制。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倍之。水旱则尽蠲自耕之税，而佃耕者非极荒不得辄减（王夫之《读通鉴论·论晁错入粟拜爵免罪之计》）。王氏之说，不失为一种改革方案，但其反应甚为微弱。田地改革思想，既不为时所重，合理解决之道穷，而武力自由争地之风，竟不可止。及自由争地运动失败，由西欧输入田制改革之论乃代兴。世变方亟，平均地权遂为经纶世务者所究心，并揭橥为政纲之显帜，非偶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