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国防意义之屯田，以明为盛，斯制迄清代亦未全坠，惟侧重西域。明代屯田之起源及其发展与解散，颇与三国曹魏屯田后先相仿。盖当元末大乱、人口流亡、城邑丘墟、田地空旷之时，军需自给乃为拥兵进取者急切要图。朱元璋起兵江淮时，即于其地开始屯田，大局敉平之后，乃创军卫法，令天下卫所均置屯田。成祖、宣宗继之，屯田益盛。正统间，渐见败坏，成化之后，遂成弩末，迄嘉靖而瓦解。综其起讫，前后历一百五十余年。明代屯田以军屯为主，且范围广远不限于边境，而军屯之外，复有民屯与商屯，前者徙罪犯或召募人民以实边防，后者为补充边防军粮储之一种制度。凡此诸点，均较汉、魏屯田之制为密。

一、军屯。军屯乃承前代耕战之理论所创立，而元末明初之客观需要实导其成。元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及时开垦以收地利（见《续通考》），诸塞上屯田，乃东起山海关，沿长城设置，分布北陲诸边镇。

1.军屯组织。明初于京师及郡县各立卫所（二郡以上曰卫，一郡曰所。一卫五千六百人。所分为二：一为千户所，千一百二十八人；次为百户所，百一十二人），每军授田五十亩（肥地二十亩，瘠地百亩），中外卫所兵百余万。卫所之兵，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督府，征伐则命将，事平则回卫所，军屯即建于卫所基础之上。时于沿边设北平、山西、陕西等四行都司，以都司领卫所，以卫所辖屯军。冲要之地，且耕且战；次要之地，且耕且守。

关于军屯人力之分配，一般规定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六四、九一、中半等比例，皆以地方冲缓、屯田肥瘠为差。依前率，又令少壮者守城，老弱者屯种（正德《大明会典》）。大别言之，则为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史·食货志》）。田地之外，官府给屯兵以耕牛、农具及种子等。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屯种用犁铧、耙齿等器，令有司拨官铁、炭，铸造发用（正德《大明会典》）。明初经营屯田，规模宏远，条理密察，凡屯田军一百以上，委百户一员，提督之。政府既给耕牛、农具，并教树艺，复租赋，遣官劝谕，诛侵暴之吏（《明史·食货志》）。关于管理与督察方面，当时亦有种种创制，首为“一岁三报”之法。洪武二十八年曾谕晋王、燕王以备边十事，令军士屯种自东胜至开平至大宁、广宁，须于五月一报禾苗长养，七月再报结实，十月又报收子粒若干，一岁三报（见《国朝典汇》）。次为比较与盘查，洪武三十五年，令各处屯卫所，每军岁征正粮十二石，直隶差御史比较，各都司令所属巡按御史同按察司掌印官比较。年终造册奏缴户部，不及数者具奏降罚。所收子粒，行御史等官盘查（正德《大明会典》）。英宗正统三年，改令二千里以内赴京比较，以外者从按察司并巡按御史比较。永乐三年，更定屯田则例，内容益备。至于赏罚，先以余粮六石为标准，后因各地肥瘠不同，遂又令各部都司耘样田，以为考较之绳准（《续通考》）。样田之制可视为一种示范屯田，有奖励勤劳、促进生产之效用。

2.屯田租及租率。屯田之初，三年内不征屯粮。至于屯租率，因前后立法与各卫地质及地力之不同，而有差别之规定。其一般规定：第一次为洪武三年，每亩收租一斗（《续通考》）；第二次，洪武三十五年规定，每屯生产额应为二十四石，其中一半归耕地屯卒，一半归本军守城军士（正德《大明会典》），二者因地制宜，并行不废。明代屯田基础，奠定于洪武之时，迄永乐、宣德间，乃称极盛。永乐时，全国有常备军约一百万，而经常从事屯种者三十六万余人，屯田面积总额，洪武间为八九．三一九．四四八点九三亩，嘉靖间为六五．八二〇．九六二点三二亩，所收屯粮总额约五百万石（正德《大明会典·一八》）。当时全部军饷赖以自给，与政府原定计划完全符合。其沿边军屯，辽东、蓟州、宣府、大同、甘肃、宁夏、固原、延绥等沿边重镇，莫不有之，在洪武、永乐间，其中如辽东屯粮之数达七十万石，甘肃六十万石，宁夏十八万石，蓟州十一万石（《屯政考》）。若总计之，则边屯共征粮二．七四三．六三七石，折银四九．二七三两，折草四．四五三．六八一束（见正德《大明会典》）。故当时边备整饬，国力富厚（详参《皇明经世文编》《国朝典汇》）。

3.屯政之式微。屯田之施行，须保有充分之公田与屯兵，而政府严格之管理与监督尤为重要，但此诸条件每因政治变迁而渐告消失，故屯田制亦随之动摇。明代英宗以还，纲纪渐弛，骄将惰兵乘机侵占屯田，屯政不修，屯卒逃亡，凡此为致屯田根本动摇之主因（《皇明经世文编》《国朝典汇》《明皇经济文辑》诸书记载：嘉靖间，京畿、河南、甘肃沿边一带屯田，纷被军吏侵占之事例极多）。屯政不修，在屯田中更发生自相兼并之事，盖户有兴废，人有消长，丁多而富者必须买田，丁少而贫者不免卖田（魏焕《九边考》）。其次为政府对于屯粮放弃察督，自宣德十年起，免其盘查，屯产遂逐渐化为私有，而发生典卖之事（《春明梦余录》）。买卖之风既启，纵有禁令（《国朝典汇》载屯田旧例私相买卖，军民皆发极边充军）不能制止。故思宗崇祯二年，毛羽健疏云：屯田至今弊极矣，军士利于屯田之无籍，可以免征伍也，则私相卖；豪右利于屯田之无赋，可以免征输也，则私相买；管屯军官利于军士之逃亡，可以收屯利也，则一任其私相买卖而莫肯追补。经此三弊，屯之存者十无一二矣（《明季北略·卷五》）。且自英宗以后，边祸日亟，内乱频发，而军政不修，旧有军屯规模渐坠。尔时北边屯田为也先暴寇，不能保持原有耕战之比例，致所屯田委诸草莽（《于忠肃公奏议·卷一》），而阿罗出等自成化五年以来，秋冬则举众为寇，春夏则潜退河套，近边军民，多被抢掳（《皇明经世文编》余子俊《边务疏》）。由斯可见，沿边屯田所受外力破坏之影响，三十年间未有休止。其甚者，屯田之人，杀掳殆尽，以此城中军士有田不敢耕，有山不敢樵（《皇明经世文编》李承勋《陈言边务疏》）。屯官苛虐屯卒，诛求无艺，亦为屯卒逃亡之另一原因，盖自卫所之官各占军余，而屯军愈缺，屯卒苦于卫所之役，而逃亡相继（《古今治平略·卷五》）。时京师官军在卫者，苦于出钱；在营者，困于私役，逼令逃亡（《皇明经世文编》刘大夏《乞休疏》）。京师如此，边远之区更有甚焉（《皇明经世文编》梁材《奏议》）。边屯如此，至于内地军卫，或因课役逃亡，或因调充作战，亦有同然。是以各卫军伍，已非原额，守城有数，拨屯无人（《皇明经世文编》杨一清《疏》）。而九江、镇江、安庆等卫，以选征麓川，逃亡者亦多（《皇明经世文编》杨鼎《疏》）。其在行征参战中之军伍，更无耕作之暇豫，故广湖一省军卫，除边方守御外，大抵皆为运卒矣（《张文忠公集·张居正与河漕督抚书》）。如斯，促成屯田衰落之二种因素，并非完全同时发生，且其进展以渐，故有田地基础，虽尚未完全失去，而屯卒早已无存。于是军亡田在，而顶种、朋种、佃种之名立，豪强官舍，有虚名顶冒，十岁以下幼男报充屯丁，参两朋合，谓之抬粮（《皇明经世文编》杨一清《奏议》）。凡此，均可见屯田田地沦入私有之过程。军屯耕地面积之缩小，同时即私人侵占面积之增加，但此项被侵占之田地往往名义上仍属军屯所有，未被清出，故历年统计数字无所减损，而明中叶以后至末年反续有增加（据《续通考》，嘉靖时屯田总额为五六九.九二三顷，黄宗羲引万历间天下屯田六四四.二四三顷。见《明夷待访录·田制篇》），即此之故。不过在另方观察，则见其收入减少甚为显著。此项屯粮之减收，若就全国总额言，嘉靖间为四．三九〇．三四二石（《续通考》），较之洪武时五百万石之数（正德《大明会典》），百余年间减六十余万石；就沿边言，明初辽东、大宁、蓟州、万全、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综计，年产屯粮二百九十余万石，末叶不过约八十万石（据叶向高《屯政考》、余继登《典故纪闻》、《续通考》诸书）。据另一统计，各边屯屯粮，洪武时为二．七四三．六二七石，嘉靖间为一．四五四．六四六石（据叶向高所记，各重要边屯屯粮，洪、永与万历间之消长，可作如下之比较：辽东屯粮由七十万石减至十七万石，甘肃屯粮由六十万石减至十三万石，宁夏屯粮由十八万石减至十四万石，蓟州屯粮由十一万石减至五万石），全部军屯制之崩坏，至此已彰明显著。即残余之军屯组织，内容亦日趋窳败，时人谓屯军多负贩、杂作、游手、偷惰者，其一旦有事，求执戈殳、晓战斗，必反募之于民（引《古今治平略·卷五》）。以此与明初边屯纪律严肃之组织比较，不可同日而语。屯田既告瓦解，边镇军饷不继，遂欠其防御北虏之力。自宣德以来，弃开平、失河套，河西告急，东北边患亦随辽东屯政之崩解而烽火频惊矣。

二、民屯。民屯在明代屯田制中不居重要，盖仅就荒漠未垦之地，移徙罪犯，或召募贫民为之。明初民屯区域在凤阳、临濠、北平、河南、山东、陕西等地。洪武四年三月，徙山后民万七千余户屯北平；六月，又以沙漠遣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凡置屯二百五十四，开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五年，诏罪当戍两广者，悉发临濠屯田。六年，诏屯田宁夏、四川等境。八年，宥杂犯以下及官犯私罪者，谪凤阳输作屯种。九年，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屯田凤阳（以上见《续通考》及《明史·食货志》）。二十二年，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百六十户，告愿应募屯田，令其民分丁于北平、河南、山东旷土耕种（以上见《国朝典汇》）。民屯由地方官府管理垦辟荒地，三年后开始征粮，并有土地所有之权（明文在周用《理河事宜疏》）。民屯屯租官牛十税五（洪武四年，中书省言），自有牛者十税三，弘治时改征米为银，每亩征三升，每粮一石折银二钱至三钱六分不等。民屯所在多属硗确之地，且征输颇急，而管理之权付之地方有司，远不如军屯之严密，故终明一代，成效不显（参《皇明经世文编》张元洲与杨博《屯田疏》）。

三、商屯。商屯为明初淮之盐商所建，于边地召民屯田，即以所产之谷物向政府换取盐引，乃一种具有特定目的之屯田制，为前代所无者。盖明代运粮入边，须费浩繁（成化八年，延绥巡抚余子俊上疏，言运输于河套米豆值银九十四万两，草六十万两，每人运米豆六斗、草四束，应用四百七万人，约费行资八百二十五万两，见《明史·余子俊传》），故创为商屯以济军实之不足。此制明人谓之“开中”，其最初乃为政府召商输粮而与之盐，后各行省边境亦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其中盐例输米临濠、开封、陈桥、襄阳、荆州、归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陈州、北通州诸仓，计道里远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食货志·盐法》篇）。此所谓五石至一石，乃指代官运米之数。洪武二十八年，乃改为由商人直接纳米之法（见正德《大明会典·盐法》）。永乐间，每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皇明经世文编》霍韬《奏议》），于是盐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招游民垦边地，艺菽粟，岁时屡丰，粟一石值银二钱（《国朝典汇》嘉靖七年詹事霍韬言）。孝宗时，淮商颇以输粟为不便。弘治五年，叶淇为户部尚书，盐商陈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遂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续通考》），由是“开中之法”遂废。此项改革就输盐之银价言，颇多于旧制（时边境米价贱，一石值银二钱），似有利于政府，实则自商屯解散后，边境米价腾贵，每石至值银五两（见《国朝典汇》霍韬《淮盐利弊议》），政府乃反得不偿失，此盖非决策者智虑之所及矣。(www.daowen.com)

四、清内地屯田。清初定屯田官制，设为所每佐领拨壮丁十名、牛四头，于旷土屯田。顺治元年，准州县卫所荒地无主者，分给官兵屯种，旋即另定租例，果林、菜畦、水田、苇地每亩科租一斗，麦地六升，杂粮地四升五合。后废屯田之制，以屯田归州县官管理。佃民耕种，惟少数运河沿岸之屯田则拨归漕运丁耕作。漕运后废，内地屯田制遂全归消失。当其盛时（雍正二年），总计直省屯田三十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七顷。清对西域屯田，极意经营，其制既备，其效亦显。盖清初平西域，为防守计，于康熙五十四年发军屯巴里坤，明年于布隆吉尔、哈密、巴里坤、都尔博勒津等处，择水泉富足土地、肥沃之地募兵屯田，后四年，清廷复发大军驻巴里坤，于哈密、塔勒纳沁等大兴屯田，岁获粟四千石。乾隆时，重用兵新疆，平定准噶尔及回部，乃驻重兵于新疆，大兴屯垦。自乾嘉迄于同光，其屯垦区域，天山之北及镇西府、迪化州、库尔哈唎、乌苏精河、伊犁、塔尔巴哈台，天山之南及辟展哈喇、和卓、托克逊、喀喇沙尔、乌什、阿克苏等地，分为兵屯、犯屯、户屯、回屯与旗屯等。

子、兵屯。绿旗屯田，兵一夫受田二十亩，由官给予籽种牛具，每岁纳粮十二石至十八石，视地肥瘠为差。屯兵皆携眷永屯。

丑、犯屯。又称遣屯，由内地谪犯实居之，每二人为一户，每户拨给地六十亩，由公家予种子三石，制备农具银六两，修造房屋银八两，耕牛两头，合价二十四两，并月给盐菜银一两八钱，口粮面九十斤。自春耕起按八个月计算，每户银两合算约需贷予成本银七十三两一钱。限初年完半，次年全缴。设遇荒歉，查明酌展。缴本之后，按亩升科，所征粮额自第三年始征半，次年全征，征粮六石。仍仿营田之制，十户派一屯长，五十户派一屯正，每屯正五名派一委员管理。凡请领成本、督察农工一切事宜，地方官责之委员，委员责之屯正，屯正责之屯长。仍十户出具连环保结，互相纠察，以免领本潜逃、耗费旷工之虞。屯正、屯长各领六十亩。成本一如户民，月给屯正银四两，屯长银一两。

寅、户屯。人民前往开垦，照例升科，编为民户，永为土著。一户受田三十亩，官不贷予籽种、牛具，每岁征银五分，或纳粮八升。

卯、回屯。乾隆二十五年，参赞大臣阿桂由阿克苏率满洲索伦骁骑五百名、回民三百名，至伊犁镇守，令回民开渠屯田。明年又于乌什、叶尔羌、和阗、哈密、吐鲁番等处，陆续调回民屯垦，计户不计丁，计籽种不计亩。乾隆三十三年，计六千三百八十三户，每户岁纳十六担余，共有粮额十万石。回部分为九屯，建宁远城居之，选回人为阿奇木伯克，管辖回屯事务。至嘉庆时，有三万四千余户。

辰、旗屯。为伊犁、惠远、惠宁等城驻防之满、蒙、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八旗兵所垦之田。嘉庆七年，将军松筠于惠远城东，伊犁河北岸浚通惠渠一百七十里，引河水灌田，后又屡引山泉、浚沟渠、兴水利，溉良田颇广。乾隆四十二年，天山南北两路兵犯垦地共二十八万二千六百余亩，共有粮米十四万三千余石，屯兵共一万三千九百余名，内有遣犯共六百余名，其在天山北路地广人稀，更招民户屯垦。其间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天山北路各州县户屯垦地合计二八〇．二五三亩，一七．一九一户，七二．〇二三人。嘉庆时，北疆户屯亩数较前大增，合计所垦之地达一．四四一．七四三亩，内迪化州一八一．八六六亩，昌吉县一六五．五六七亩，绥来县九三．五九五亩，呼图壁五一．八四一亩，阜康县六三．六七八亩，济木萨九三．二六七亩，喀喇巴尔噶逊七．三八四亩，头屯八．〇二三亩，芦草沟五．三一三亩，塔西河一〇．五二九亩。其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兵十余万丁云。若仅就兵屯言之，则北路屯田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余亩，南路四万九千四百余亩，岁交粮米共十四万三千余石（《圣武记》）。故清代用兵西北所费虽巨，而饷源不匮。东北方面，光绪六年，吴大澂驻防宁古塔，实行屯田计划，穆陵一带垦地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