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为中国国民经济自前期之帝国经济完成阶段步入后期参加世界经济组织之重要标志，此标志表示在经济技术与组织之改革尤为彰显，即通常所称为工业革命者是。自尔以后，中国国民经济一切合力在中止技术落后，冀于世界经济全元运行中力争上游，而完成高期国民经济之历史任务。

原夫国民经济发展阶段历时颇长，分合变化，中西形式不尽相同，在欧洲则17世纪之商业革命为初期国民经济时代，18世纪之工业革命为中期国民经济时代，20世纪为后期国民经济时代；中国则自秦汉帝国经济之建立，已进入初期国民经济时代，惟三国以后经济均衡数度经过剧烈之变化，帝国经济时有分合，致失其正常发展之序，故迄于清季，尚在中期国民经济阶段，而有待经济技术之重大改革。

工业革命本属欧洲经济史产物，乃继商业革命而起之一种经济改造运动。此运动主要由于18世纪以来，种种工艺与经济科学之发明与发现，使经济技术与组织发生根本变动。（一般以纺织机四种发明、蒸汽机及煤铁应用、交通工具之改进与工厂制度之建立，为工业改进之技术基础。而英国经济史家阿士赖则特别指出三事，即：1776年亚当·斯密之《原富》出版，同年瓦特完成蒸汽机，以及1832年英国第一次修正选举法，予中产阶级以选举权。见W.J.Ashley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1916。）

世人恒好设问：工业革命何以不自中国而发源于欧洲？欲解答此问题，试先就欧洲经济进程之特质加以考察。欧洲经济史分为前后二期。前期之发展以希腊、罗马为之代表，从原始经济发展到初期国民经济，自罗马帝国瓦解，经济进步中止。后期以日尔曼民族所建诸国为之代表。自中古以来，其经济进程大致与前期之希腊、罗马平行，故此期欧洲经济退化约千年之久。然自中古末期以还，欧洲诸国接受先进亚洲国家之经济文化影响（如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丝、瓷等），故进步转疾，继以东西航路之发现，欧洲各国竞起经营海上，造成澎湃之商业革命。尔时，欧洲封建经济遭受宗教革命、商业革命、政治革命彻底破坏之结果，已呈衰落，代之而起者为统一集权之中央政治，国民经济随之确立。而基于重商政策长期（1500—1750）实施之结果，造成大量资本储蓄，户口增加，劳动之自由解放，世界交通之扩展，国内外市场（尤其是殖民地市场）之伸张，经济技术与组织之改进，因而激发国民经济的再进展。代表此倾向者即为工业革命。(www.daowen.com)

反观中国，则在千百岁月之中，悉其全力从事本国广度与深度之开发，故无商业革命（斯密尝言，中国的国内市场比较全欧各国市场全无逊色。见斯密《原富》第九章“重农主义”），斯亦缺乏工业革命之必备条件（详参拙著《经济史学原论》第二章“史型论”）。然时至清代中叶，此诸条件中国本国虽不具备，但其所处之世界经济环境已显非昔比。盖此际世界各国之技术革新先后纷呈，其重大发明有机关车（1801）、轮船（1803）、环纺细纱机（1828）、收获机（1831）、电报机（1833）、硫制橡胶（1839）、炼油机（1840）、蒸汽锤（1841）等，而连贯东西海洋之苏伊士运河亦复通航（1869），其经济政治科学突飞猛进。此时英、法、美、德俱已依序完成工业革命，且道咸之际，欧西各大国大都已进入第二期工业革命（经济史学家通常划分工业革命为三期：第一期自1760年至1830年，其特点为机械发明、工厂制度之采用与工业资本之领导；第二期自1830年至1870年，其特点为铁路、轮船发展，对于工业推进作有力之协助；第三期自1870年至1910年，其特点为技术与动力之再进步，如柏塞麦及西门子炼钢法，石油内燃机与电力之发明，世界交通之扩张，无线电、飞机等产业集中之高度发展，以及信用组织之强大等是）。由斯而观，可见当时中国切望经济改革，良非偶然！然有更迫之近因，则为自鸦片战争至八国联军，六十年间外力干涉之强烈刺激与偏惠商约之订立。举其大端，如：光绪二十四年《英俄协定》，宣称扬子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长城以北为俄国势力范围；光绪三十一年《日俄协定》，东北为日俄势力范围；宣统三年，外蒙独立；光绪元年，日本并琉球，二十一年并朝鲜、割台湾，三十一年占南满；同治十三年，法并安南；道光二十二年，英割香港；光绪十一年，英并缅甸；光绪二十三年，德占胶州湾；以及《江宁条约》《马关条约》与对各国商约所造成之国税主权丧失，经济国防撤守等等。凡此一切侵凌中国之事，仿若万弩齐发，震霆鞭策，均为引起中国工业革命要求之有力近因。

自道光二十二年至宣统三年，前后七十年间，为中国工业革命之发轫时期，与此初期之工业革命平行者，厥为当时政治经济与科学文化之维新运动。工业革命事象綦繁，分见本篇矿冶、交通、工商、金融、财政诸章。其成败互见，则备述于经济政策章，至于工业革命扩展诸端，则属于民国经济史之范围（参拙著《中国产业史》，二十四年河南大学印本），兹不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