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藩镇割据，阻关设险，重课商货，征算綦繁，五代十国纷承其弊，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文献通考·征榷考》），可见当时商货征算之繁。

北宋时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算钱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算钱三十。太宗淳化三年，令诸州县有税，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收到课利最多，钱数立为租额，比较科罚，盖商税立额比较自此始。熙宁三年九月，令各州自定租额比较，自是商税轻重决于州官，政和以后递增一分至五分，其税益重（《文献通考·征榷考》）。神宗时有市利钱，为关税附加之一种，每纳税钱一百文，别取事例钱十文（见《宋史·郑侠传》及《文献通考》引《郑侠奏议》“跋后”），惟征税时，常榜商税则例于务门，以惩擅税（见开宝元年、淳化二年、至道元年诸诏）。

元于太宗六年始征商贾之税，世祖至元七年，规定税率为三十分取一，预计征收额银四万五千锭（《元经世大典》）。至元二十六年规定，腹里总额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成宗元贞元年增上都之税。至大三年，为督察征收起见，定税课殿最法。元代商税收入额，至元七年至四万五千锭，至元二十六年，版图推广，一度增加腹里二十万锭，江南二十五万锭，二十年间增加十倍。天历时，年收入总计九三九.五三〇锭，四十年间增加二百倍，其中以江浙行省最多（二四九.〇三七锭），河南行省次之（一四七.四二八锭），大都又次之（一〇三.〇〇六锭）（以上俱见《新元史·食货志》及《元典章》）。此项增加一部分，系受钞法泛滥之影响。(www.daowen.com)

宋之榷酤，有“扑买”之法，元代扑买之风尤为盛行，重要税多由回纥商人扑买（太宗时，燕京刘忽笃马阴结权贵，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者以银二十五万扑买，廊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庭玉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又有回纥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至有扑买河泊、桥梁、渡口者。见《元文类·五七卷》）。考商税征收之法，原难期完密，是以自南朝之齐立税格之制，宋淳化间创比额之法。而元复行扑买之制，其用意固在预期税收之确定【欧洲中世纪德意志亦盛行包征制（die Steuerpacht）】。惟掊克之方由斯而厉，政府与纳税人间之隔绝愈甚，利尽于权门，害中于国家，实稗政之尤。

宋对于番货，有“抽解”与“和买”并行之法，抽解重则四分，轻为一分，另有所谓榷货，则番货只准官市，不令民市。太宗时诏，凡珠贝、玳瑁、犀象、镔铁、珊瑚、玛瑙、乳香均归官市（见《宋史·食货志》），又象牙重及三斤抽外尽入官为榷货（《萍州可谈》）。综计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南渡后岁入二百万缗（《玉海·卷八六》）。元代亦沿宋制，设市舶司于沿海各地，以征收番货之税。至元三十一年，厘定市舶抽分杂禁二十二条，于沿海贸易规制，甚为严密（详见《元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