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田赋制度，宋代无根本变动，辽、金因循宋制，元代略有改作，兹分论之。

一、宋之田赋。

1.课税标准与税率。唐制两税以还，中经梁、唐、晋、汉、周，鲜所改革，惟群雄力战，暴敛横征，漫无定制（《容斋随笔·朱梁轻赋》及《五代史·吴越世家》所述颇详）。宋之田赋制，仍循前代遗规，但当长期政治俶扰之后，版籍丧失，田制纷如，所以课税标准既甚凌乱，税额负担亦失其平。其课税标准除遵行旧制，以土地面积为主外，因版籍丧失，土地不可复考，故有以丁口为课税标准者（如荆湖北路三十县，籍其丁口以为税额，见《宋会要》卷二九八），有以耕牛为课税标准者（如凤州梁泉，以人户见耕牛数目为准，均敷二税，见《宋会要》卷三〇〇），有以种子入土为课税标准者（如岳州，自罹火，版籍不存，逐年惟以种石收税，以种一石作七亩科敷，见《宋会要》卷二九八）。如斯之例，为土地无可覆，按时之权宜之策，在宋初久经乱离之后，其施行范围颇为广泛。

至于税率，各地所行更不一致。重者如邛蜀民田，至什税其五（《宋史·食货志》），两浙之赋最重要，每亩纳绢三尺四寸，米一斗五升二合，桑地每亩纳绢四尺八寸二分（《宋会要》卷三〇〇）。江南东西路田园分作三等，上等每亩至税钱二百文，苗米二斗二升（《宋会要》卷二九八）。又如福州，中田每亩钱四文四分、米八升，下田每亩钱三文七分、米七升四勺不等（《宋会要》卷二八三）。是为税额之最轻者。

2.田赋之收入。北宋时，北部十六州沦于契丹，南宋偏安，失地尤广。其垦田面积，宋初至道中，约三百万顷，真宗天禧间约五百万顷，神宗元丰间四百六十万顷，仅当汉二分之一，唐三分之一。【按：《宋史》所记垦田之数，尝有舛误，如景德垦田只当开宝之半，治平视天禧犹绌，盖后者乃据赋租以定顷亩，而赋租实多隐蔽也。据《宋史·食货志》，惟定英宗治平间垦田无虑三千万顷，姑录以备一说。】夏秋二税之收入，北宋太宗至道末年，为七千零八十九万三千石，真宗天禧五年为六千四百五十三万石（《宋史·食货志》），神宗熙宁十年为五千二百零一万一千零二十九贯、石、匹、斤、两、领、团、条、角、竿（年）（《文献通考·田赋考》）。

3.均税之政。五代以来，丧乱相承，影响于赋税者厥有数事：一为户口逃亡，版籍丧失，征税失其依据；次为形势之户兼并、侵占、逃税居多，引起负担之不平；三为田地本身发生变动（如开垦与抛荒），而税额仍旧；四为土地所有权转移，而未经推割。因此，当时天下之田，有一亩而税数十者，有一亩而税数钱者，有善田而轻税者，有恶地而重税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四，熙宁四年六月），更有有田无税或无地有税之事（《宋史·食货志》《文献通考·田赋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通考》《宋史·刘师道传》等，对田赋不均记叙颇周）。由是负担失平，人民怨怼，而政府亦深感垦田愈广，税源益减，影响国计。均税之政，由斯以起。先是太祖时，布度田之令；太宗时有陈靖“均税策”（名为均田，实为均税，见《宋史·陈靖传》）；真宗张广有“检核旷土之议”（见《玉海·卷一七六》）：均未实施。迄仁宗朝，始有“方田之法”，冀对于田赋加以彻底整顿。

子、方田法。为仁宗时郭谘所创立（《宋史·郭谘传》及《玉海》）。神宗时王安石为相，重定方田法，以熙宁五年八月颁行，先行于京东路，诸路仿之，八年，神宗见吏扰民，诏罢之。至是，天下之田已见于籍者，计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九顷（约当元丰天下垦田之半）。徽宗崇宁三年，再行方田，凡二年即止。其后，大观二年再行，五年复罢。总观方田之法，实行丈量土地并辨土壤优劣、田亩位置，其法颇密，惜未竟全功。

丑、经界法。南宋绍兴十三年，李椿年行“经界法”，再度施行实地丈量（《玉海》称，斯法乃吴江知县石公辙所创），先试于平江，嗣颁行于各路。经界法之设计，条理颇密，其丈量方法均与近代测量之术相通（详见《云麓漫钞》），其计算大体不谬。依经界法，民以所有田，各置坫基簿，图田之形及其亩目、四至、土地所宜，永为照应；田不入簿者，虽有契据可执，并拘入官。诸县各为坫基簿三，一留县，一送漕，一送州（《朝野杂记·甲集·经界法》）。李椿年之法行之颇遍，使人民产有常籍，田有定税，差役无词讼之繁，催税免代纳之弊，其效甚明。晦庵并师其意于光宗，绍熙元年条陈经界状（《朱子文集·卷十九》）。时婺州行经界法，所立簿册为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与类姓簿五种，其中鱼鳞图为田赋极重要簿册，凡业主姓名、田产地段、田地四至等，俱载明之，为明代鱼鳞图册之所祖。此外，尚有丁口赋、科敷进防税、头子钱、盐米牛革税、农器税等，均属农业附加之税（参《文献通考·田赋考》《五代会要》及《宋会要》）。

二、辽之田赋。

辽立国后，渐仿宋制，立户籍，定赋役之制。兴宗重熙元年（宋仁宗天圣十年），曾检括田地以均赋役（《辽史·卷五九》），八年，重籍户赋（《辽史·萧穆传》）。辽之田地制，部分为公田，力耕公田者不输租税，沿边则置屯田。此外，佃耕在官闲田与私田者，则计亩出粟。(www.daowen.com)

三、金之田赋。

金之赋税与两税制相同，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升，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金史·食货志》），其税率视唐加倍。

金人入据中原，亦曾行括田均税之政，即所谓“通检推排”是。通检推排者，遍走阡陌，尺量田亩，整理田税，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之谓（《金史·食货志》）。其法自金建国之初已然，历四十年至世宗大定四年复行之（自后十年举行一次），经五十年后至金宣宗贞祐四年，更岁阅民田，征其赋税。此乃不定税率，岁行通检，其弊失之繁苛，非所以舒劳民也，故高汝励痛陈其害云（《金史·高汝励传》）。此外复有丁税。丁税有二，每丁粟三石，每驱丁粟二石；减半科户丁粟一石，协济户丁粟一石。

四、元之田赋。

元初，耶律楚材定税法，中原以户，西域以丁，蒙古以畜群。灭金后，创“丁税”与“地税”之制。后版图日辟，因地制宜，除西域、蒙古仍旧制外，分中国为内郡与江南二区，内郡仿租庸调制，行地税与丁税之制，江南仍沿宋两税之制。

子、丁税地税制。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驱丁各半之，老幼不与，其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世祖申明旧制，于是输纳之期、收受之式、关防之禁、会计之法，莫不备焉。中统以后，法令数更，于是初偏重丁税，后则分征丁税或地税，最后则丁地两者并征。在税率方面，与时俱增，在内容方面，条理益密。

丑、两税制。两税之法仍循宋制。世祖进踞中国，于江东、浙东二路行之，其余诸路则只征秋税（粮一石或钞三贯至贯七百）。至元十九年，令依宋旧例，折纳绵绢、杂物及钱钞。元贞二年，于江南各路普遍推行夏税之制，改定秋税止令输租，夏税则输木棉、布绢、丝绵等物，所输之数，视粮为差。

寅、西域赋制。西域方面，太祖以来，视阿母河以南为公产，令四子各出兵千人守河南诸城，所收赋税四子均分。宪宗初，阿母河行尚书省事阿儿浑奏请，西域赋则按贫富分则（极富者人出十的那，极贫者人出一的那），又牛马税百取一，不及百者免。宪宗报可。又畏兀儿世祖时亦规定计亩输税之制。时天下岁赋（一次统计），见于《元史》所载者如下：

天下岁入粮数一二．一一四．七〇八石；腹里二．二七一．四四九石（占总数百分之一十八点七）；行省九．八四三．二五八石（占总数百分之八十一），其中河南二．五九一．二六九石（占百分之二十六），浙江四．四九四．七八三石（占百分之四十六）（《元史·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