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信用货币一般发生之主要原因，乃由于商业容量倾向渐大于金属货币数量，宋、元之楮币，乃自商业票据形式递变而来。此固由于金属货币通行渐久之必然结果（五代时，京师及益州商业繁荣区域，流行柜坊收受存款，发行票据流通市面），但自金属缺乏、军事需要、财政征发之意义言，尤为斯制发展之有力助因（黄金自汉末以后，其流通量渐减，五代、宋、元，国际战争频仍，现金因分散而益感不足，铜之缺乏亦然）。总之，本期纸币演进之程序，自近代货币学言，已自广义之纸币进到狭义之纸币（强制流通不兑现，为近代法币成立之条件）。

一、宋之楮币。宋代楮币，一曰“交子”，创自北宋，曰“关子”与“会子”始于南宋。交子流通于川陕，关子与会子则流通于东南诸路。

1.交子。北宋真宗时，张咏镇蜀，患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质剂出于《周礼》），一交一缗（即一贯），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即每届三年收回旧券，重发新券，交替发行），以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止。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哲宗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诏一界率增造十五万缗。神宗熙宁初，河东运铁钱劳费，公私苦之，二年，乃奏置交子务于潞州。徽宗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效行川峡路立伪造法。崇宁四年，令诸路更行钱引，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自用兵取湟廓、西宁，借其法以取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逾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故更张之，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自后并更为钱引，迄南宋高宗，仍交、引并行（《宋史·食货志》《宋朝事实》及《文献通考》）。综计自北宋真宗至南宋宁宗，交子施行历二百余年之久。

2.会子。南宋绍兴时，于两浙始行会子，其性质与交子同，三年一界，以钱一缗为单位，与交子同时流通。会子初行止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如之，全用会子者听。孝宗隆兴元年，又造湖会，通行湖广一带，更置江州会子务。湖会之发行额，宁宗至理宗四十年间凡四次，共为一千四百余万（《宋史·食货志》）。其新旧界法，据孝宗乾道四年令，原定三年为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文献通考》）。

3.关子。南宋绍兴元年，更有关子之制，初为一种货物兑换券，后仍以钱易之。关子初行于婺州、两浙，继行于淮东、淮西、湖广各路，商贾得自由购买之，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商人执关子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绍兴二十九年，印公据关子，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绍兴三十年，复出诸军见钱关子三百万缗（《宋史·高宗本纪》）。南宋末，理宗景定四年，令会子库造三色零百钱关子二千万，此乃为一种小额纸币，明年，又发行铜钱关子。度宗时，令现钱关子每贯千文折价七百七十文云。

4.交会发行额。宋楮币发行额，史无详记。仁宗时交子一界共合一百二十五万余缗，熙宁五年前，以三年一界为准，熙宁五年后，则两界并行（三年两界）共合三百余万缗。经二十年至哲宗绍圣元年，增至一百四十六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又经约七十年，迄高宗绍兴末年，与钱引合计达四千六百四十七万二千六百八十缗（费著《楮币谱》所记甚备）。是为交子发行之大数。【按：自真宗至高宗，历一百二十余年，熙宁五年以前依三年一界计算，应有二十四界。熙宁五年以后两界并行应有十五界。】会子，东南区域自绍兴三十一年至孝宗乾道二年，前后六年间，共印二千八百余万缗，以三年一界计，平均每界得一百四十万道，其在民间者九百八十余万道。孝宗淳熙五年规定，每界增至一千万缗，两界会子行经五十年，理宗端平间增至四千一百二十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两湖区域自高宗绍兴元年至理宗宝祐年间（经约百二十年），其初每界二百万缗，后增至三百万缗，此外两淮会子经常流通二百万缗，关外会子共折川钱引十五万缗，铁钱会子折钱引十万缗。而据《宋史》及《续通考》所载，则南宋理宗绍定五年，两界会子达三亿余，嘉熙四年十六及十七二界会子达五亿。

5.楮币准备与币值平衡。北宋时，发行楮币先计引数封桩本钱，常停重钱以权轻币。所谓重钱权轻币，即楮币准备金之制。其准备金之率，大抵北宋间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其准备金为百分之二九），新旧相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桩本钱》语）。迄南宋绍兴间，其制不隳，故乾道淳熙之际，会子与现钱等值（《资治通鉴》）。当楮币发行额逾量，币值贬降之时，则采用称提之法（即收回滞楮），以平衡其价。其资以称提之用者，为金银、度牒、官诰、香料等，端平间上距嘉定为时经二十六年，国库现金已渐枯竭，楮币准备与平衡之法亦废。北宋贫弱，南宋偏安，财力日竭，军旅不息，凿空为钱，天下大计仰给于纸。交子在北宋末年已渐贬值，会子在光宗、宁宗之际信用亦隳，由是会子兑换屡屡延期。盖自孝宗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淳熙七年则十八、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自开禧军兴【按：指金人入寇淮西】以后以十年为一界（《宋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钱币考》）。由斯以观，二界并行则楮币之数为倍加，数界并行则其所加尤繁，至是已确立不兑换楮币制度，币值剧降遂不可问矣。综计自北宋创行交子，行之百有余年，会子则与南宋相终始，行之一百五十年。于此有应特予述及者，则为对金之货币战问题，当时宋、金两国逼处，以淮河为界，阻关设险，互为封锁。金之铜颇缺乏，其铁币原不充足，故多用中国旧钱，并自造交钞易取铜钱北运，以铸造金本国货币；因此宋乃划淮南为特别区，禁铜钱运往该区行使，而易以铁钱与会子。该项会子背印付淮南州军行使，至孝宗时始弛其禁（范成大《揽辔录》）。

二、金之交钞。金缺乏铜，铸币不易。迁都汴梁后，于海陵贞元二年（宋绍兴二十四年），仿宋交子之法，制设交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见《金史·食货志》）。金钞初行于河南，时信用颇佳，民间有以钱易钞者，世宗东巡，复行会法于辽东与河北（《金史·张享传》）。世宗大定二十八年，罢交钞七年一换之制，永久流通，至昏败时始收回更换。章宗泰和以前，交钞流通数量颇有节制，尝限其额，令与见钱相称，后渐宽其限，发行愈多，其值愈贬，值愈贬，所发益滥。政府为维持钞价起见，尝令征收课税，得一半纳钞或全部纳钞（章宗明昌元年，提刑司言，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遂令本路榷税及诸名色钱，折交钞。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之，若钱银数少，即全给交钞。见《金史·食货志》）。贞元三年七月，改交钞名为“贞元宝券”，后复屡更新名。其后发钞愈滥，钞价愈落。宣宗时，一钞仅值票面千分之一，强迫流通，竟致市肆昼闭，商旅不行。至哀宗时，钞法遂废，人民乃复以银代交钞。

三、元之钞法。宋、金以来，兼用钱钞，元世祖建国，为加强对中国政治经济管制之力起见，乃师其遗意，废止硬币，全用钞法。史称刘秉忠倡“钱阳楮阴”之说，以说世祖事，虽不经，但其意与国民经济之旨不违（《新元史·刘秉忠传》）。故元实承三百载楮币之经验，以建立其新货币制度。世祖初，王文统为相，以丝为本，而造交钞，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银与丝钞为一与二〇之比）。物值并从丝例。是年，又造中统元宝交钞，后发行渐增，钞法渐滞，乃诏天下立平准库，以均物价，均利钞法。至元二十四年，复采叶李之言，更定钞法（叶李条画十四事，极具条理）。改造至元钞，自一贯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每花银一两入库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赤金两二十贯，赋税令并输至元钞。【按：至元钞一贯等中统钞五贯，或银半两，或金二十分之一两。】成宗立，诏诸路平准交钞库，所贮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除留十九万二千四百五十两为钞母外，余悉运至京师。中统钞行之二十八年，因发行过当，最后价格降及原值五分之一。(www.daowen.com)

武宗至大二年，以物重钞轻，从约苏之议，复颁行至大钞银，二两至二厘止，定为十三等。每两准白银一两、赤金一钱。令随路立平准行用库，买卖金银倒换昏钞，或民间丝棉布帛赴库回易，依验时估给价，金银私相买卖者禁之。仁宗立，视为乱政，诛苏约，罢至大银钞，惟保存中统及至元二钞。自元初至此，均采钞与丝银相权之制，至顺帝乃变更其制。顺帝至正十年，更行至正交钞，铸至正通宝钱，与钞相权，中统钞一贯合钱千文，至元钞则合钱五百文，惟因印造无度，故实值激降。至正十年脱脱（亦作托克托）更钞法，乃会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学士、翰林学院官共议之，学士吕思诚反对，而偰哲笃力主之，争辩甚烈。卒从偰说，更钞法以至正交钞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以实钞法。行之未久，物价大涨，钞十锭不能易斗粟（《新元史·食货志·钞法》及《元史·食货志》）。于此可见，自中统迄至正间，俱以钞为货币，其形式虽时有变更，但制度则大致从同。其流通于帝国境内，无远弗届，故和林、畏兀儿等地，均设交钞提举司（《新元史·食货志》）。交趾岛夷，亦行钞锭（《岛夷志略》）。

元代交钞发行，鉴于宋、金覆辙，初极审慎，世祖在位期间价值稳定，后则渐致泛滥，不若前期之合度。关于元代钞券发行，钩稽各书，验其倾向，有继长增高之势：计自世祖中统元年发行额七三.三五二锭；经五载，至世祖至元二年，发行额一一六.二〇八锭；经九载，至至元十一年，发行额二四七.四四〇锭；经一十二载，至至元二十三年，发行额二.一八一.六〇〇锭；至至元二十六年，累积钞额达八.九〇〇.四五六锭。经十三载，至成宗大德六年，发行额二.〇〇〇.〇〇〇锭，累积额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锭；经八载，至武宗至大三年，发行额一.四五〇.三六八锭，累积额三六.四五九.二〇〇锭；经九载，至仁宗延祐六年，发行额一.五八〇.〇〇〇锭（以上据《元史·食货志》）；经十载，至文宗天历二年，发行额一.二三二.〇〇〇锭（《元史·文宗本纪》）；经八年，至顺帝至元三年，发行额三.七七〇.〇〇〇锭，累积额一三.五〇〇.〇〇〇锭；经十九年，至顺帝至正十六年，发行额六.〇〇〇.〇〇〇锭，累积额六六.〇〇〇.〇〇〇锭（《元史·顺帝本纪》）。

就发钞类别言，自世祖中统元年至至元二十四年，所发均为中统钞。自至元二十五年至武宗至大二年，所发均为至元钞。武宗至大三年所发为至大钞。自至大四年至顺帝至正元年，前后三十年间，每年至元钞与中统钞同时发行（至元钞占多，中统钞较少）。自至正十二年起至十六年间，则中统钞停发，至正钞与至元钞同时发行（至正钞较多，至元钞较少）。

故综元代所发行之钞额，总计约七七.九六五.九一八锭。更就其种类言，则至元钞最多，中统钞次之，至大钞与至正钞较少，盖前二者历年较久，而后二者为时较短也。元初，钞与金银之比价为钞十贯银一两，百贯（二锭）金一两，后钞值渐贬，至正六年时，足金每两值钞六锭，花银每两值钞三十贯。粮价初每米一石值中统钞一贯，至元钞兼行大德间，米一石值十贯（《农田余话》），至正六年，米每石四十贯，其他物价及工资等，均为相应之变动。至于末叶，京师方面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矣。

综观元代钞法，规划颇称完密，故凡主币与辅币之分别钞母【按：即准备金】之规定（中统元年令）、现金之集中（至元三十一年令）、平准库之设置等（中统四年令），俱为保证钞法实行之必要措置。此外，更设交钞提举司，以管理钞之发行，取缔金银出国，金银饰器不得自由买卖（至元十九年及至大二年令），限制交钞发行数目，颇多与近代货币学理相合，所谓度低昂为轻重，变滞涩为通便，其效显然可睹！故马端临氏云：纸币以无用为用，下免犯铜之禁，上免搜铜之苛。范济亦称元代钞法计虑得宜，官民通用，实为有据之言。惟政府直接发行楮币，极易造成凿空为钱之妄举，且缺乏健全之金融机构，更不易充分发挥货畅其流之效能，由是楮币泛滥，物价腾昂，现金隐慝，资本储蓄停顿，国民经济失常，楮币亡国，遂为史家所深诫。然平情论之，究非制度本身之过，倘能惩前毖后，加以合理改进，未始不可垂诸久远也。

【按：楮币失驭，曾引起后人甚大之反感，明邱濬尝论之，有云：所谓钞者，所费之值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值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值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下之人有以计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职矣，况上之人自为之钱，民初受其欺，继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黾勉从之。行之既久，天定人胜，终莫之行（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四）。又水心叶氏曰：钱之利害有数说，古者因物，权之以钱，后世因钱，权之以物。三代各断，其国以自治，一国之物自足以供一国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亦不至费心力以营之。老子曰：至治之极，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无所用钱如此，安得不少？后世天下既为一国，虽有州县异名，而无秦、越不相知之患，南北互致，又多于前世，金钱安得不多？古者以玉为服饰，以龟为宝，以金银为币，钱只处其一，汉世犹用金银为币，宣、元以后，金币始尽，至东汉以后，黄金最少，币始专用钱，所以后世钱多。此数者，皆钱之所由多。用钱既多，制度不一，轻重、大小、厚薄皆随时变易。钱货至神之物，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务藏钱，而朝廷亦尽征天下钱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于外以待之。不知钱以通行天下为利，钱虽积之甚多，与他物何异？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钱为少，只当用楮，楮行而钱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见，而钱亦将不可得而见。然自古今之弊相续，至于今日，事极则变，物极则反，必须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当如何变得。其决不可易者，废交子，然后可使所藏之钱复出。若夫富强之道，在于物多，物多则钱贵，少则钱贱，钱贵然后轻重可权，交易可通。今世钱至贱，钱贱由乎物少，其变通之道，非圣人不能也（《文献通考·钱考·原卷九》）。叶氏此论，颇与近人货币数量说（即据货币流通数量、交易容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等因素，以解释币值之变动）相通。】

四、汇兑券。宋太祖时，有钱券，后复有盐钞，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诣务陈牒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赉券至，当日给付（见《宋史·食货志》）。在西北，方行钞盐互易之制，亦与汇兑相仿，足见此项汇票乃为供异地支付手段之用，其流通有一定之范围，且属官府授受，故与后世之汇票不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