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政府与人民间之谷物交易，有所谓“和籴”制度者发生。考和籴起于开元二十五年，行和籴法于关中，政府以较时价略高之价格，收买谷物以省漕运（《册府元龟》卷五〇二）。其本意为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引唐人白居易《奏疏》语），乃官府与人民间粮食交易行为，原非稗政。中唐以还，和籴之风颇盛（唐文宗太和四年，敕于关内七州府及凤翔府和籴一百万石）。但官府因之以聚敛，渐成厉民之政，因官府常不能以市场价格收买谷物，故人民不愿出售，于是官府遂将应籴之额强迫征购于民，而仅付以低值之货币或杂色布帛，违者鞭挞之。此现象在唐宪宗以来已称流行，有类于近日之征购。

宋初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以给戍卒。嗣因西北边防紧急，驻军需粮孔多，官府乃于产谷区域之江、淮、湖、浙诸州，置场和籴。初尚照市付价，继则发生抑勒及无偿征发等事，种种名目，缘之以兴。如取上户版籍酌所输租而均籴之（即户当输税百石者，则又科籴百石），谓之“对籴”；有度量民田收入多寡，预给钱物，于收获后入米粟边郡，谓之“俵籴”（熙宁八年起行之）；有括索赢粮之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谓之“括籴”；又，徽宗政和元年，童贯宣抚陕西时，预以所需籴之数，就人户家业、田土顷亩均敷之，先令入斛斗，后给其值，但尝有已籴而不偿其值者，亦有坊郭之人素无储米而需转籴以供者，亦有不度州县之力敷数过多，致一户而籴数百石，而美其名曰“均籴”。仁宗朝范仲淹云：江南诸路租税之外，复令入籴，两浙一路七十万石，以东南诸路计之，不下二三百万石，故虽丰年，谷价甚高（《续资治通鉴长编》“明道二年七月”条）。

南宋时，国用愈绌，和籴愈多，据《宋史·食货志》所记，总其弊凡十。总之，和籴至此已为一种租税外之苛政，其负担不平，祸及中产，下户为尤甚。同时，复和买绢帛，北宋仁宗时为二百万匹，绍兴时增至三百万匹（《建炎以来朝野杂记》）。(www.daowen.com)

金立国后，亦有和籴。熙宗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二年），于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处和籴，世宗时命完颜守道，于山东和籴，仅许民间留户口岁食，余均纳官给其值，抑配民间之事，在所恒有。

元循宋金之弊，于和籴颇思整理，然无成效，故至元十九年，合剌奴脱脱言：今日和买不随其所有，而强取其所无，和买诸物分文价钞并不支给，百姓典家卖产，鬻子雇妻，多方寻买，以供官司，是其毒害小民，又与宋、金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