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建都于汴，汴京绾毂运河兼制河淮，故地位远胜于关中。其地平坦，无险可守，故集重兵于京师以制四方。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建立以汴京为中心之漕运系统，由汴河、黄河、惠民河与广济河组织之。汴河所运为来自淮南、江南、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等处之粟菽，其水道自江入淮，自淮入汴；黄河所运为来自陕西、河东、怀孟诸州之粟菽，其水道自三门、白坡经河入汴；惠民河所运为来自京东陈、蔡之粟菽，其水道自闵河、蔡河入汴；广济河所运为来自山东曹、濮等州之粟，其水道自十五丈河经陈济及郓。上述四河，以汴河为最重要，太平兴国间运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于太平兴国间运粟十二万石，治平二年为七十四万石，总东南六路，岁输京师米平均六百二十万石（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

汴河既居重要，故航运效率颇为讲求。其船舶组织称为“汴纲”，由使臣、将吏、军士任操舟之役，仁宗时乃改用募役，又因多季河涸且冰，最先采分段转运法，崇宁以后则改用直达纲之法。分段转运法即于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都）、楚（今淮安）、泗等地设转般仓，以储东南六路之漕，或由当地转运司就地籴储，于春夏水盛时发运。真州仓储有通、泰、楚三州官盐，凡江南、荆湖及两浙等州回程之漕船，则悉令载盐南返。崇宁以后则盐法改变，籴储不讲，改用直达纲之法。北宋前期时，有漕船约六千艘，每艘载量约四百石，船十艘编为一纲，由军吏率领押运。漕米之外，兼运各州贡赋、矿产、布帛、钱物等。汴京漕运系统，于北宋一代与国防有极大关系，故张方平论宋都开封之理由云：国依兵而立，兵依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续资治通鉴·长编》）。降及元、明，则海运代兴，而北京形势转胜。元初由南方北运之漕粮沿江入淮，溯泗水、吕梁、彭城，经由黄河上行至中滦，陆运至淇门百八十里入御河，以达大都。未几江淮水运不通，乃遣李处巽引汶、泗自济州西北达于项城安氏山，可五十里曰济州河，使山东诸河如泗、沂（出曲阜县）、洸、汶等，悉汇流于济宁之天井闸，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氏山入新河，地降九十尺，为闸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降百十有六尺，为闸二十一，而达于河淮。迤南接济之水，有自武陟来之沁，自琅琊来之沂，迤北接济之水，有自金龙口之河及自滹沱分流之水（邱浚《大学衍义补》）。由是，岁漕自淮入泗，历东阿利津入海。其后海口沙壅，又从东阿陆运至临清，以入御河。至元十九年，乃用伯颜言，定海运法，造海船，自平江刘家港入海，以达于直沽。凡运粮四万六千余石，俱达京师（时由天津至通州，溯旧运河由京师至通州高丽庄，另辟通惠河长一百六十四里）。海运既通，至元二十四年乃设都漕运万户府，以司其事。后逐年增加，武宗末年，年运漕米约二百万石，天历时为三百五十余万石。顺帝时，方国珍与张士诚分据吴越，漕运时阻，幸由福建接济，然不常到达，大都粮食恐慌日甚，以迄于亡。

漕运既繁，所建仓库遂多。时京师有仓二十，可储粮三百万石；通州有仓十三，河西务有仓十四，各可储粮三百万石，直沽仓储量称是（详见《大元仓库记》）。所运之粮大部出于江南、湖广、江浙三省，至正二年，江湖二省粮就地折价，漕运之粮全给于浙江，而以浙西太湖流域诸县为尤多。(www.daowen.com)

元代海运采雇佣包运制，经由官船召雇水手起运。至元二十一年，依验千斤百里给脚价，中统钞八两五钱九分，又改作八两五钱。至元二十九年，减脚价钞为每石（中统钞）七两五钱；元贞元年改作六两五钱；大德七年每石（以二十万石计）作五两；至大元年，每石六两五钱；至大三年，每石添作至元钞（约五倍于中统钞）一两六钱（当中统钞约八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