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后唐盐法，官运、官卖按户俵散，惟颗盐允许通商，因官商之制并存，盐色成分有差，故规定销盐区域以限之。关于分界办法，颗、末、青、白等盐，不许界分参杂，其颗盐不得将带入末盐地界，如有违犯一斤一两，并处极法（《五代会要·后唐》“长兴四年”条）。后晋行两盐钱制，是为一般商贩之法，往来盐货悉税之，过税每斤七文，住税每斤十文，后又将食盐钱，于诸道州府计户，每户一贯至二百，为五等配之，任人兴贩（《文献通考》）。汉周时，海盐收归官运，青、白池盐仍行商运，重征其课。因二制并行，故周世宗时仍循前代之制，规定末盐、颗盐分区推销之法。

宋时，天下制盐皆归县官（《宋史·食货志》）。当时沿海所制之末盐，西北所出之颗盐，其盐场俱由官府管制，其所制成盐之发卖方式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官鬻”亦称官搬，即官自搬运，置务发卖，淮、浙、京东、闽、蜀、广等路行之，其法以通、秦、楚三州之盐运入真州之盐仓，然后转运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六路，以海州与涟水军之盐运入涟水军仓，转运淮南一带，其装载利用漕运南返之空船，故运费可以节省。“通商”即商运行于京西、陕西、河北一带，但庆历时一律改为商运，王安石为政，又复行官运，以后兴革时闻，综其重要建置有“交引之法”“引课之制”，均为盐法中之新法。

太宗雍熙后，为奖励商人输粟边塞计，乃创立“交引之法”，即令商人入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为其值，取市价而厚增之，谓之“交引”。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及颗末盐，此为政府以优价号召商人运粮边塞，运后给予交引，特许支取茶盐之利。太宗端拱二年，则令商人输米京师仓库，给茶、盐钞于江淮，有时则纳钱、银京师，予以末盐。以上为江淮盐产运销之方式。其在北方产盐区域，或输粟西北边塞，或纳钱京师，俱得盐钞向解池取盐。

仁宗庆历末年，乃停输粟之制，全部输钱予以盐钞。重定盐钞法，对于盐之生产与分配，颇知注意调节。徽宗崇宁间，蔡京始变盐法，俾商人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受盐，然其弊遂令东南民间食盐不足，解池天产美丽乃与粪壤俱积。南宋高宗时，赵开改革旧制，立引课法，为元盐引法之滥觞。至宋代盐课收入，元祐间淮盐与解池等岁四百万缗，绍兴末年以来，泰州海宁一监支盐二十万席，为钱六七百万缗（以上均据《宋史·食货志》）。(www.daowen.com)

元代盐法，亦为官制商运。至元十九年定“卖盐引法”，盐商购引后赴盐场领盐运销，分全国为大都、河间、山东、河东、四川、辽阳、两淮、两浙、福建、广东、广海诸处所，每处设盐运司一所，专司售引盐之事。太宗年间每盐一引重四百斤，价银十两，世祖中统二年减为七两，至元十三年，每引为中统钞九贯，后渐增至五十贯，武宗至仁宗凡七年间累增至百七十贯。据天历间统计，售出盐引二．五六四．〇〇〇引，得课钞七．六六一．〇〇〇锭（《元史·食货志》）。商贾之外，政府为调剂民用，至元二十二年设立常平局，在无客旅兴贩之区，及盐价增添时，官为发卖（《元典章》）。其在川中井盐，大者为监，小者为井，监则官掌，井则土民煮干，如数输课，听往旁境贩卖，惟不得出川峡。

宋代对官盐越界售卖者有严罚（建隆二年，官盐贸易至十斤坐死），对私盐制造亦然（《宋史·太祖本纪》《宋史·太宗本纪》，建隆二年、开宝四年、太平兴国二年诸令）。元对于盐之监察、立法，成于中统二年，凡私贩盐者处徒刑，带镣拘役，财产没官，犯界盐者罪减私盐之半。有司禁治不严，致私盐犯界发生者，初犯笞刑，三犯论罪。至元中，复颁新格盐法，对于监察、惩奖诸端规定，至为严密（见《元典章》）。宋元间关于盐法可参考宋丁谓撰《十七路转运使图》、沈立撰《盐策》、陈康伯编《绍兴盐法类编》，元陈椿著《熬波图》、陈晔著《通州鬻海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