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易法。官营商业，宋之初期即已发生。北宋淳化四年蜀亡时，言事者竞趋功利，成都除常赋外，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续资治通鉴·卷十六》）。迄神宗时，乃有系统之“市易法”。

市易为国营国内商业形式之一，此项政策乃基于抑商与财政之目的所自出。盖宋代商业兼并，病民侵国，以及政府财政危机，至神宗朝已日趋严重。自政府立场观察，不正当商业之极度发达，不仅造成国民贫困，引起社会不安，而且予政府以直接妨害，此即所谓“富商大贾擅轻重敛散之权，财既偏聚，国用亦屈”（《宋史·食货志》引魏继宗语）者是。市易法即为针砭此现象、师汉代“均输、平准”之遗意而作成之计划方案。据王安石自言其目的，在使货贿流通，而国用饶。该法首试行于边区（熙宁三年，王韶以保平军节度使，推官倡为沿边易市之说，请官钱为本，遂诏秦凤路经略司，以川陕交易货物给之，因命韶为本路帅司干当兼领市易事）。熙宁五年，应魏继宗之请置市易务【按：务为金银出纳所之意，正与cashier同】。于京师，凡货之可市，及滞于民而不售者，平其价市之，愿以易官物者听。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凡诸司配率并仰给焉。以吕嘉问为提举，赐内库钱百万缗，京东路钱八十七万缗为本（《宋史·食货志》）。现就市易法之任务与组织说明之：

甲、市易法之任务。市易法之主要任务大抵为国营贸易、平准物价、工商放款及代收免行钱等。其业务乃混合近代信用机构与国营企业而施行之，惟具有国家特许性质，故与一般私营经济不同。

子、国营贸易分为三项。一为收集重要物品，如遣官往湖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丝以及石炭等；次为集中京师货品，如诸门皆准都市易司指挥，如有商货入门，并须尽数押赴市易司；三为遣官至诸路贸易，其营业范围甚广，下至果品亦在鬻买之列（见《宋史·食货志》及《文献通考》）。

丑、平准物价。官营贸易在与私人贸易竞争时，为保证其地位起见，故特设一种管理物价机关，附设于市易司，以资控制物价，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悉于是乎取决（《宋史·食货志》）。

寅、工商放款。设抵当于各处，以救济中小商人之缺乏资本者。约分二类：一为结保贷款，若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二为契要金钱（抵押贷款），令贷市易钱货者，许用金帛等为抵，收息无过一分二厘，不及年者月计之，愿皆得钱或欲以货物兼给者听（此法后有一度修改，即元丰元年都提举市易，王居卿建议以田宅、金银抵当者减其息，无抵当徒相保者不复给）。

卯、收免行钱。宋时宫中需用物品由国库付款，交内东门司及杂买务负责购买，但主事吏员以宫市为名，往往对于工商业行会责令供应官府各种需要，而勒抑其价，且官中每所需要，或非民间用物，虽民间用物或少缺，率皆数倍其价收买供官（《文献通考》引《郑侠奏议·跋语》）。因此，京师工商界甚感苛暴，至是改征免行钱，令就诸行利入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蠲其供官之物（《宋史·食货志》）。时市易司直接收买官中所需之物，而以免行钱交国库，以供内东门司及杂买务吏员之俸给（元丰二年，征免行钱四万缗）。最初所征之免行钱，颇有令小工商业受困者，元丰三年乃诏免行月纳钱不及百者皆免，计免除八千六百五十四户（《宋史·食货志》）。

乙、市易组织。市易组织乃于京师置市易务，设提举官一，勾当公事官一，监官二，其附属机关有榷货务（茶专卖局）、杂买场杂买务商税院（为京师进口货税关），旋改提举市易务为提举市易司，诸州市易务及司均隶属京师市易务，诸州中之重要区，如楚州、成都、广州、岷州、兰州等处，均设市易务，余则设市易司，其中并别立军市若干处，市易机关所任用之中下级人员，皆求良贾为之转易。就京师市易务言，开办时有资本二百万缗，熙宁六年获利息八十万缗，熙宁九年获利一百三十万缗。(www.daowen.com)

市易之法，深有裨于国计民生，斯法既行，私人高利、信用为之失势，惟事属繁赜，执行易涉苛扰，当局者固尝引以为戒（神宗言市易鬻及果实，大伤国体。见《宋史·吕嘉问传》）。至当时反对者之抨击（如郑侠所论），则语多失平，未足深论矣。

熙宁二年，市易之外，复设均输，因所事与市易相仿，故其效未显，旋即罢去。南渡以后，绍兴二年，亦置市易务，但其业务仅限于以钱交市收息，与北宋市易法迥异。

二、国营对外贸易，分宋、元二代论之。宋代国外贸易以西南之海上贸易与西北之陆路贸易为主，两者对于民生国计均有深切之关系，而其共有之特征，则为官府经营。溯宋初岭南平后，交趾岁入贡，通关市，并海商人遂浮舶贩易外国物，阇婆、三佛齐、渤泥、占城诸国，亦岁至朝贡，由是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时张逊请于京置榷易署，稍增其价，听商入金帛市之，恣其贩鬻，岁可获钱五十万缗以济经费，太宗允之，岁中果得三十万缗，自是岁有增羡，至五十万（《宋史·张逊传》）。依上述目的，故宋代国外贸易，自初期以来，即为政府所提倡。雍熙中，太宗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岭南诸番（《宋史·食货志》）。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十六日诏曰：广州近年番舶罕至，令本州与转运司招诱安存之（《宋会要》）。

南宋疆土日削，资源日乏，故政府益奖励国外贸易，以资财政上之补助。高宗绍兴七年上谕，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又绍兴十六年上谕，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宋会要》）。当时为招致外商，对市舶一方诱以官爵。如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宋史·食货志》）。市舶之利既大，国家另方申儆疆吏之贪暴。如云，彼愚民以命易货于鲸浸万里之外，幸登于岸，重征焉，强买焉，或陷之罪而干没焉，商贾失业，民夷胥怨（《刘后村集·赵孟传·除泉州制文》）。市舶之利既大，国家财政赖以支持，所以刘豫谋倾宋时，乃欲南结诸番，以断互市之利。政府既锐意提倡进出口贸易，而当时南洋、日本、西北诸邦亦深以与中国通商为有利，此即曾巩所谓“海国来献多人徒以食县官，而往往皆射利于中国”（语见《曾文定公集·陈公世卿神道碑》）者也。

南海方面贸易渐盛，政府遂于广州、泉州、明州、温州、秀州、江阴、密州等港设立市舶司或市舶务，置市舶提举官。番货之犀角、玳瑁、象牙、宾铁、珊瑚、玛瑙、乳香、紫砺、钅俞石等，悉由政府经营，同时在西北、东北与西南各方面，俱设有陆路市场。

宋代政府对于国际商业方面所采取之政策，即以本国手工业品及西南海上输入之国外特产品交换西北诸国货物。此时中国本部出产之货品以丝、茶、瓷等为大宗，从西南诸国输入之货物，以热带所产犀象、香料等为大宗，而从西北输入者多属牲畜、毛织物、药料等，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宋史·食货志》）。

元为游牧部族，生产力原属低下，为充实军备起见，故最初即甚重视对国外贸易。太祖时已与西域通商，而其西征军事之发动，亦起因于花剌子模劫杀蒙古之商队（初有西域商人入蒙古，太祖因之贻书修好于花剌子模，请通商保界，阿剌哀丁遣使回报如约。未几又有西域商人三名运绢布来蒙古，太祖厚待之，于其将归，令亲贵各出资，遣信仆一两辈赍随以往，购彼土珍品，有众四百五十人皆伊斯兰教徒也。行至锡尔河畔之讹打剌城，城守伊那儿只克，王母之弟也，贪其财，指为蒙古奸细，拘捕之，以闻于王国，王不察，遽命杀之。逃者归报太祖，始集议征花剌子模。先派一西域人波哈拉，偕蒙古官二人往质之，曰：已许通商，何以背约？如非汝意，可归还所夺货物，不报，遂出兵讨平之。故此次战争乃从商务理由出发者）。蒙古建国以还，复从西方带来一种新兴之商业风气，经由中亚细亚之商队与西南海上之商船，均以上都为目的地向东方进发。时西域商人之东来贸易者，络绎于途，所有阿富汗、波斯、里海沿岸俄属中亚细亚，欧洲俄罗斯，斯时并为元之国内贸易区域，而政府经济政策在至元二十年间，复实行对外贸易之垄断，设市舶司以稽出入口货物。其对于非法贸易，禁令綦严，据元刑法规定云：诸市舶金银铜钱铁、男女人口、丝棉、缎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等，不准私贩下海，违者舶商、船主、纲首、事头、火长各杖一百七，船（元制大船一，带柴水船、八橹船各一）物没官，此诸被禁品之一部，惟国家得经营之。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当国，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番为贾，违者罪之（《元史·食货志》《元史·卢世荣传》）。当时由国家出财资，派舶商往海南贸易宝货，赢亿万数（吴澄《吴文正公集·赵国董忠宣公神道碑》）。由斯可见，元之初期国营对外贸易颇盛，后虽海禁时有开闭（世祖末年曾申海禁，成宗时解禁，武宗末年又申海禁，仁宗延祐元年始弛，英宗即位之初亦申海禁、罢市舶，逾年又复之。见《元史》各帝“本纪”），但终元之世，对外贸易不衰。惟于此须指明者，宋、元对外贸易之主旨在以皇室财政税收为目的，而未尝着眼于私人商业之利润，故其政策不受对外贸易差额理论之影响，斯乃与后来欧洲重商政策精神不同之点。又宋、元国营贸易利润虽高，但大部为皇室及政府之消费，致未能储积为经济改进之资本，此又与重商主义时代葡萄牙及西班牙之失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