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与炮为连属之发明，倘无前者，则后者无所资；反之，若无炮，则火药之效用亦未由大显。

火药之主要原料为硫磺及硝。硫磺为一种非金属化学原质，天然硫采取颇易，性烈易燃；硝为结晶透明之矿物，燃之则放氧气，可为氧化剂。硫、硝二物既均为易燃之物，故隋唐时用作火药杂戏。宋高承著《事物起源》云：火药杂戏始于隋炀帝，炀帝《元夕》诗云：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宋时火柴、爆竹与烟火并行，因此诱导而发明火药与火炮。唐宋间人已知用硫磺引火之法，其法削木为薄片，涂以熔化之硫磺，一与火遇即发光焰，时称“引光奴”，或名“火寸”（见陶公谷《清异录》，并见《南村辍耕录·卷五》“发烛”条。【按：陶为北宋初人。】），是当时仅知利用硫之助燃之力，尚未知利用其爆发之力。以常情推之，硫磺、硝与炭，如成分适当，燃烧之际，如遇阻力或施以压力，其爆发之力立见，观察既久，积有经验，遂得利用其爆发之力于掘矿、凿隧，由是火药配合调制之术渐明，故北宋之时已有制造火药之纪事。据宋次道《东京记》云：京师八作司之外，有广备攻城作，隶军器监，其作凡十一目中有火药及猛火油二目，皆有制度作用之法，各诵其文而禁其传（《尘史》转引）。其所称猛火油原与火药无关，但火药之制造法则见于当时之《武经总要》（北宋仁宗康定元年，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述《武经总要》）。该书记“火药制法”，云：用硫磺一斤四两，焰硝四斤半，粗炭末五两（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二》）。此项记载极为明确，与后世之火药制法无殊。以此度之，时人必已熟识火药爆发之力而利用之，当时或竟已知火药发射炮弹之事，亦属可能。

由火药进而为炮，初非突然来临，其间亦受有古代石砲之暗示与诱导（后代之“砲”或“礮”，均从石，即借用古砲之名）。先是古代各国之长距离武器，弹与弓并用，但二者初仅用人力，后则装以机括，利用木之弹性与绳之张力以发射矢石，前者曰弩，后者曰砲，用以攻阵毁垒，其威力远胜于弓矢。考“砲”之起源极远，中国于殷周之际已盛行发石之砲。诗《大雅·大明》篇记武王伐纣云：殷商之旅，其会如林。“会”字《说文解字》引作，解云：建大木置石其上，发石以机以追敌也。《左传》云：“动而鼓”，疏云：贾逵以为发石，一曰飞石。引《范蠡兵法》作飞石之事以证之。此项解释极为合理，证以西欧古史亦有同然（在西欧纪元前800年，即周宣王三十九年，《旧约圣经》云：聪明人发明机器，以射出箭与石器。《欧洲上古史》称，纪元前350年顷，即周显王十三年至三十二年，亚历山大大帝曾用轻便之投石器械以武装步兵，所至披靡，因而服国十七）。周秦以来，言战伐者均涉及矢石，如《左传》云“身处矢石”，《战国策》云“田单立于矢石之所”（《战国策·齐策·六》），可知发矢与石为战阵习见之事。汉献帝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战于官渡，曹军以机械发石飞击绍军，号“霹雳车”（《魏志·卷六》裴注引《魏氏春秋》）。此则明言石砲之以车运转者。晋人潘岳叙述所见砲车之演习，有云：其西则有元戎禁营，玄幕绿徽，溪子巨黍，异絭同机，砲石雷骇，激矢虻飞（《文选·闲居赋》）。东晋以降，水师作战日臻重要，故楼船亦有石砲之装置。如梁元帝时，徐世谱领水军，所造楼船、拍舰、火舫、水车器械随机损益，妙思出人（《陈书·徐世谱传》），即指此。六朝之末，陈世祖时，黄法奭尝为拍车（《陈书·卷十一》），可见梁、陈间所用之拍舰与拍车，乃水陆分用之石砲。唐初用于陆地者，称“将军砲”，以其威力特著而获此名称。唐李密以机发石，为攻城械，号“将军砲”（《唐书·李密传》）。唐肃宗时，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来攻，光弼撤民房设攂石车，车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辄数十人，贼死伤十二（《旧唐书·李光弼传》）。张巡守睢阳，亦用石砲（《唐书·张巡传》）。其用于水上者，改称“拋车”（《通典》云：海上楼船设置拋车）。唐朝德宗年间，刘洽率兵征讨李希烈，李的部下用“方士策”，用硫磺喷火，烧了刘洽的战棚和城上的防御物。唐哀帝天佑初年，郑璠攻豫章，“发机飞火”烧了龙沙门。宋初太祖伐辽，帝督诸将，以发石机攻城（《宋史·太宗本纪》）。宋代，火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北宋的唐福和石普制造了最初的火箭。1126年，金人入侵，兵临开封城下，宋兵用“霹雳炮”打得金兵溃不成军。到13世纪，出现了匏状而口小、用生铁铸成的铁火炮。后用竹管做炮，进用铁铸炮，发射子弹比发射火焰杀伤力更大。从上可知，自西周迄于唐末，石砲之为用，历二千年之久。大抵最初所用之石砲，乃取垒石下降之式，如拍竿是，后则以机发石，为砲之所自始。(www.daowen.com)

自是以后，石砲之记载渐少，而火药之用斯兴。惟火药炮究创于何人，则史失详记。据杨万里所称，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金兵来犯，虞允文伏舟七宝山后，舟中发霹雳炮。炮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磺。炮自空而下，堕水中，硫磺得水，而火自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遂压掳舟，人马皆溺，大败之（《诚斋集》杨万里，《海鳅赋》）。杨氏所记，容有未明，果为纸炮，则应有硝，盖北宋既有火药，绍兴时断无不知之理，观其所作，似仅造成简单烟幕，尚未尽火药之用。而金哀宗时，官奴尝用火枪以纸为炮，中实砒硝、硫磺、柳灰等（《续通考》），似与虞允文军所用者同。至孝宗时，魏胜守海州，创炮车，施大石，可二百步，其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灰为之（赵巽《陔余丛考》）。此记极重要。以火药发石，纵非魏胜所创，但时已知用火药发炮则无疑义。魏胜与虞允文后先不远（虞允文于孝宗乾道五年拜相，淳熙元年卒）。故知以火药击弹，当始于南宋高宗、孝宗之际，自是以后石砲遂废。火药传至大食，而回民亦工铸炮。至元朝，而制弹与炮事业乃大盛。先是元兵攻金汴梁，攻城之具有名“震天雷”者，铁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甲铁皆透。元兵用绳悬震天雷顺城而下，火发人碎（《续通考》引《金史·特加喀齐喀传》）。观其制作，似为炸弹，而非铳炮。惟铳炮之用当时亦广。观于元至元间，所铸之“回回炮”威力最大。时有阿喇卜丹回回氏，西域茂萨里人。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至京师，给以官舍，令造大炮。十一年元兵渡江，平章阿尔哈雅，遣使求炮手匠，命阿喇卜丹往，破潭州、静江等处郡，悉赖其力。伊斯玛者亦回回氏，至元十年，从元兵攻襄阳未下，伊斯玛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元史·工艺传》）。炮之效用，超过一切短距离兵器。至元十六年三月，囊加带括两淮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至京师（《续通考》），从事大规模铸造。侵宋战争中，自樊襄以南诸役，破城池、沉战舰皆大炮之力。说者谓大元帝国为炮火所建，良非过言！

综火药与炮在国民经济史之功用，可分为二点说明，即在经济方面，火药发明后，于是开矿、筑路、凿隧、建桥等，大规模工程之阻力大形减少，而一般经济技艺之效能，日新月异，由斯而盛！在国防方面，火药对于军备组织、兵员训练与战斗技术等，均发生基本变动，城堡、要塞建筑，为之革新，前此兵员体力训练需时甚长，自是为之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