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北宋初年承农业久衰之余，对于农业例有一番整顿。宋太祖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课民种树，每县定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阔一步、长十步，乏井者邻伍共凿之，诸州各土所宜，其不宜蓺者，不须责课，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株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株者，为首配役，从者徒二年。见《续通典·食货》）。太宗太平、兴国中，两京诸路，许民共推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者一人，县补为农师，令相视田亩肥瘠及五种所宜。为农师者，蠲税免役，民有饮博怠于农务者，农师谨察之，白州县论罪，以警游惰，所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宋史·食货志》）。真宗景德四年，诏诸路提点刑狱官为劝农使，凡农田悉领焉。在改良农作物种子方面，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遣使取占城稻三万斛，择民田之高仰者莳之。其稻比中国穗长而无芒，粒差小，种植、收获之期俱早，易避水旱，而瘠地亦宜，自是以后，山地梯田大获种植之利。

二、辽。辽自太祖以来，弭兵轻赋，专意农事，太宗继之，屡申警护禾稼之论，宽其赋役，定均税法，劝课农桑，务广耕耘。道宗太康六年，中京积谷至十五万斛，农谷充羡，赈饥恤难，旁及邻国，沛然有余！此劝课得人，规措有法所致。

三、金。金建国之初，颇知注重农事。金太宗天会四年，诏令云：国家四境虽远，而兵革未息，田野虽广，而畎亩未辟，百工略备，而秩禄未均，方贡仅修，而宾馆未赡，是皆出于民力，苟不务本业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九年五月，遣使诸路劝农（世宗大定三年，亦遣使劝农）。章宗明昌元年，重申前令，民户多植桑枣，所栽不及十之三者有罪。五年，定长吏劝农殿最之法。金国水利经营事业，自章宗明昌以来，即从事讲求。六年，立县增水田升除之制，县官任内，有能兴水利田及百顷以上者升等。章宗泰和三年，遣官行视中都田禾水泽分数。八年，诏诸路按察司规划水田。宣宗贞祐三年，令弛诸处碾硙，以利灌溉。兴定五年，募民兴河南等处水田。元光元年，开京东西南三路水田。又在防灾方面，泰和七年，定虫蝻生发地主及邻主不申首之罪，七月更定虫蝗发生坐罪法，又颁捕蝗图于中外。在农业技术改进方面，章宗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区田法”。区田法始于汉（成帝时）氾胜之，《齐民要术》曾引其书，盖为按区施肥之集约耕作。其内容，区田一亩阔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计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该分五十行，长一十六步，计八十尺，每行一尺九寸，该分五十四行，长阔相乘通二千七百区，空一行种一行，隔一区种一区，除隔空外，可种六百七十五区。依此布种，每区收谷一斗，每亩可收六十六石（元王祯《农书》）。【按：此与《齐民要术》所载互异。又考，“区田法”并见于嵇康《养生论》。但金元以来，其在农业上之实际效用颇不明确，论史者疑焉。】

四、元。元世祖灭金后，颇注意农业，于中原（时未并宋）置十道劝农使，总于大司农，天下守令皆以劝农桑系衔，郡县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续通考》引陆深《玉堂漫笔·虞集语》），并遣习水利者巡行郡邑，又于田里设社长督课农桑。观其措施，颇思恢复农业，以裕财政。当军事稍定，人口死徙，土旷民稀，耕牛缺乏，亦曾给民耕牛（太祖十年，给中都农民军牛；太宗二年，给平阳农民耕牛万头）。至元二十五年，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之一。二十八年，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券，俾为永业，三年复征税。大德四年，又以地广人稀，更优一年，同第四年纳税（《续通考》）。(www.daowen.com)

元时颇注意在北方开辟稻田，并种植木棉、苎麻。顺帝至元二年及至正十二年，因海运不通，诏河南下洼水泊之地，置屯田八处。于汴梁立都水庸田使司，掌种植稻田之事（《元史·百官志·都水庸田使司》）。虞集又倡议，在京东滨海之地，筑塘捍水，广辟稻田，招徕南人，俾之耕蓺，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可成为良田（《明史·徐贞明传》）。惜以技术条件不备，竟未能推行。

元代典农之官设有劝农司、司农司、大司农，专掌农桑水利。并为改进农村组织计，颁劝农立社规条十三款，于全国各路。该项条款，以改进农村经济为主旨，其中包含水利、农业技术、农业副产、合作备荒、乡村教育诸事，不失为一种有意义之方案。惟当时政治既欠清明，施行之力不足以副之，故收效未宏。

五、农业著作。本期主要农事著作颇多切合实用者，北宋时秦观从妇论蚕，因作《蚕经》，详记山东兖州一带蚕桑、缫丝之法，并云：于阗蛾出乃缫茧，谓窍茧，亦可治丝，堪称卓识。南宋绍兴十九年，陈敷著《农书》三卷，上卷论耕作，中卷论畜牛，下卷论蚕桑之法。敷躬耕西山，自谓有知而作，而评《齐民要术》及《四时纂要》，迂疏不切适用。元王祯著《农书》，并司农司所编《农桑辑要》，均属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