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之公田。公田为官府所有之土地，汉以来历代均有之，惟在国家财政方面不居重要。南宋之公田则为构成财政上极重要之因素，而又与一般职田、屯田有别。考北宋时即有官庄，为籍没胜朝官吏所置（《乐善录》称，汜县官田膏腴，十里佃户百家），其后官庄之数频有增加（如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侂胄，籍没其田，置安边所），更利用强制没收政策多方括田（如王安石当国时，使熙河括田有绩，见《宋史·舒亶传》。又李彦置局和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见《宋史·杨戬传》。徽宗政和六年，从甲而索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契，展转推求，至无契可证，则量地所在，增立官租。见《文献通考》）。

南宋理宗时，国土日促，国用愈绌，外侮益亟，贾似道遂创公田之议，以国家权力强迫收买富人土地以资军用，为有宋一大要政。当景定二年时，贾似道为相，欲行富国强兵之术。殿院陈尧道、正言曹孝庆等合奏：谓限田之法，自昔有之。买官户逾限之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公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斛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可免和籴，可以饷军，可以任造纸币，可评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实为无穷之利。高宗允行，而买田之事起。贾遂先以已有浙西田万亩为官田表倡。原议以官品逾限田外回买立说，既而转为派买，除二百亩以下免行派买外，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其后，虽百亩之家，亦不免焉。立价以租一石者价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递减。买数少者则全以楮券，稍多则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以登仕，将士校尉、承信、承节、安人、孺人、告身（参周密《齐东野语·景定行公田》）。贾氏公田政策曾引起官吏、富室之强烈反对，但贾氏仍坚毅行之，专设买官田所，其支付地价以官诰、度牒、银、会子等四色参用，时会子课每日增印会子十五万贯，以供支付地价之用。其价格规定如次：六郡（即平江、嘉兴、安吉、常州、江阴、镇江）回买公田，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五千亩以上，以银半分，官诰五分，度牒二分，会子二分半；五千亩以下，以银半分，官诰三分，度牒二分，会子三分半；千亩以下，度牒会子各半；五百亩、三百亩以会子（《宋史·食货志》）。此项有偿征收田地之办法，以现金与信用券兼行，不失为一种财政救急之措置。

公田之经营方式，大部为召佃，政府设庄官以司其事（《宋史·杨戬传》）。度宗咸淳四年，罢官庄，改为召佃，或一二千，或数百亩，召人承佃，自耕自种，自运自纳，止令分司拘责分催，此可视为包佃之制。

官田租课，大都以旧时输租之额为准。更有一投标起租之办法，两浙多行之。其法以田邻见纳租课比扑，量减分数，出榜限一百日，招人实封投状，添租请佃，限满拆封，给租多之人。此外，亦有少数官田租课较轻者，如福州官庄一百零二处，仅纳二税是（《宋会要·卷二八》）。

纳租之方式，有“死租”与“活租”二种。前者即包租制，租额一经确定，不问丰歉及收获如何，俱须照缴；后者即分租制，视收获多少，按一定之比例（或平分，或四六分，或三七分不等），由官佃分配。行包租制之佃人，须自备房屋耕具，分租制则耕牛、农具等由官方发给，惟牛须另纳租，或分期纳钱偿还（以上俱见《宋会要》）。

贾似道公田之策，用意在强收民田以急国用，原则上本无可议之点，但因此而侵及土地私有制，遂不免引起当时权臣、富室之抨击（如黄东发、马光祖等均反对甚力。俱见《宋史》本纪、列传）。国变后，此大量公田遂转移于元室矣。

考公田政策失败之由，除上述阻力外，尚有一点，即夺田于富室既低其值，佣佃于平民复重其租，所谓有损于地主，无益于佃人，加以强制执行，吏掾为奸，善政而以胥吏行之，适足令民困病，况经营复多流弊，故其效大减。(www.daowen.com)

二、金元之官田。金袭宋制，亦置官田与猛安谋克屯田并行，元更因金、宋之官田攘为己有。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更用卢世荣言，回买江南民田甚广。当时田地之属于政府者称为官田，设官庄以取租，此项官田除一部召佃外，其分赐诸王、公主、驸马及百官、宦者、寺官，为数亦多。其所籍宋时后妃田，则以供太后，曰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籍朱清、张瑄等田，以供中宫，曰江淮财赋所。籍朱国珍、管明等田，以赐丞相托克托，曰稻田提领所（《廿二史札记》）。至元以后，官庄之数渐减。

三、仓田、学田、职田、牧田等。宋有常平仓与广裕仓，前者调济粮价，后者救济灾歉。皆有公田以为基金，设置公庄经营之。

学田：为宋代所建置，以资育才之用，由政府指拨或人民捐助。北宋熙宁三年，以一部官田拨给诸路作学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令拨僧寺绝产以赡学，并将无敕额寺观田产，亦拨作学田，佃人耕种收其租课，以供诸生教养之费。金于太和元年（宋宁宗嘉泰元年），生员给官田六十亩，岁支粟三十石，亦属学田性质。元世祖至元七年，于大都东南郊置籍田，以供祭祀，立学田与贡生庄田于诸路，以资师生廪食，初为本学自管，后以学田隶官，至多所鬻卖。至元二十三年，诏江南诸路学田复给本学，以便教养。迨顺帝时罢科举，以儒学贡士庄田租给宿卫衣粮，其制遂废（《新元史·卷六九》）。

职田：唐有职分田之制，以供吏禄。中唐以后，吏治失修，其制渐坏，五代间遂废。宋真宗时，始复其制，于州县置职田，亦称圭田，拨官庄及远年逃户田充之。国家以免税招浮客为佃户，纳租课。租之分配，州县长吏十之五，余按职位高下，分给于长吏下之吏员。王安石变法时，略有更张，然终宋之世，各地职田颇为不均。南宋初，有均调职田之令，规定官多田少即于邻近州县通融，须令数足。空闲之地，为他司官属所占者拨以足之。元代职田，始于世祖至元三年，定各路、府、州、县官员职田。十四年，定按察司职田，计达鲁花赤十六顷，总管同知八顷，治中六顷，府判五顷。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及诸司职田，比腹里减半（《元史·食货志》）。武宗至大二年，外官有职田者既给禄米俸钞，其田拘收入官。四年，又诏复职田制。仁宗延祐三年，令外官无职田者量给茶麦，凡交代官芒种以前去任者，其租后官收之，以后去任者与前官分收。

牧田：牧田以辽、元为盛。辽原为东北游牧部族，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叩农，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诸司牧官，以次进阶，自太祖及兴宗，垂百余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辽史·食货志》）。蒙古军初据中原时，颇思尽废农田以为牧场，嗣知其不可，未果行，然蒙古部族占民田为草场，有多至千顷者，畿内之地，常有禁止秋耕之事（《续通考》）。其牧田十有四：曰东路折连怯呆儿等处，曰玉尔伯牙、上都周围，曰哈剌木连等处，曰阿剌忽马乞等处，曰斡斤川等处，曰阿察脱不罕，曰甘州等处，曰左手永平等处，曰右手固安州等处，曰云南亦奚卜薛，曰芦州，曰益都，曰火星秃麻，曰高丽眈罗国，周回万里。其马以千户或百户主之，而岁以供上乘及马乳。马在民间者亦百取一，或三十取一，少乎此则免。然若遇征戍及沿边乏马，则和市或括以供仓卒之用（《元史·兵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