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迄元，均以屯田为国策之一，而各具有战争经济之时代意义，惟其实行程度不同，利弊互见，故评价亦未能一律，兹分论之。

一、宋之沿边屯田。北宋太宗时，曾于边境立营田，以资战守，备辽入寇。太宗端拱二年，帝与近臣议方田，为战守之备。内出手诏谕边将，曰：朕今立法，令缘边作方田，已颁条制，量地里之远近，列置寨栅，此可以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也。此项方田设计，似从井田沟洫之制而出，由是遂置河北沿边诸屯。真宗时，试给河南、陕西弓箭手闲田，蠲其徭赋，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宋史·兵志》）。自是河北、河东、陕西诸边均置屯田，以备辽夏。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

南宋边患日亟，绍兴初，陈规条陈营田屯田事宜。欲仿古（井田）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垦。军士所屯之田，皆相险隘立堡寨，寇至则堡聚捍御，无事则乘时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户所营之田，水田亩赋粳米一斗，陆田亩赋麦豆各五升。满三年无逋输，即给为永业。流民自归者以田还之。诏嘉奖之，仍下其法于诸镇（《宋史·陈规传》）。自是屯田遍布淮汉沿边诸地。通常每屯十人，给田五十亩、牛一头。其江北无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锄（时称“踏犁”，见《宋史·食货志》），别给菜田五亩，为庐舍稻场，初年免田税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悉以岁课多寡为殿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三》）。绍兴二十六年，汤鹏举言：离军添差之人，授以江淮、湖南荒田，人一顷，为世业。所在郡以一岁俸充牛种费，仍免租税十年、丁役二十年。绍兴三十一年六月，王秬上“屯田利害”，以为军士狃于安闲之久，一旦服劳田亩，其功未必可成，望许令民兵于近便处人给荒田一顷，有马者另给五十亩，自行耕作。五年之后十取其一，十年之后十取其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百九十》）。宁宗嘉定三年，经营两淮边境屯田，经画郊野，招集散亡，约顷亩以授田，相其险易，聚为室庐，平居则耕，有警则守，有余力则战。十三年，措置四川关隘屯田，复吴玠褒城堰屯田之旧规。理宗端平元年，措置唐邓息州屯田。嘉熙四年，孟珙兴四川东部屯田，自秭归至汉口，立二十屯，百七十庄，凡十八万八千余顷。淳祐十二年，复襄樊屯田。宝祐元年，余玠开屯田于成都（《续通考·田赋考》）。南宋自绍兴以还，对屯政多所整饰，至于屯田田租，宋时有两种规定：时关外营田，凡万四千顷，亩输租七升（《宋史·仲鸿传》），但亦有岁之所获，官尽征之，而田卒赐衣服廪食者（《宋史·范如圭传》）。

二、辽之沿边屯田。辽之农业耕地，分私田与官田二大类。私田为民所有，计亩出赋，官田或招民佃耕，或以兵屯田（《辽史·食货志》）。圣宗统和间（宋太宗雍熙间），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纠官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戎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太平七年（宋仁宗天圣五年）诏：诸屯兵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货。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辽史·食货志》）。

三、金之猛安谋克。金为游牧部族，其部族组织为军事性质之“猛安谋克”，诸部之民壮者皆兵。平时则听其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遣使诣孛堇征兵，凡步骑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猛安谋克”，“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每二十五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一千户。后改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金史·兵志》）。金人侵占宋之河北，于熙宗天眷三年（宋高宗绍兴十年），令行军事屯田制，章宗承安五年（宋宁宗庆元六年），括民田三十万亩以授兵士，令其屯田。由是，此诸猛安谋克俱由政府授以田地宅舍，其授田之率，原则上规定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八十亩，中男半之（《金史·食货志》），但有多至四百余亩者。(www.daowen.com)

猛安谋克制度之用意，金人自谓乃所以防闲汉人（《大金国志》云：废刘豫，虑中国二三之意，姑置屯田军），故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筑垒，村落间以耕以守。此制与欧洲古代日尔曼人所行之种族的军制酷肖，盖日尔曼人亦依其军制分配田地，设置“千人团”（tausendschaft）与“百人团”（hundertschaft），以事耕战也。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宋孝宗淳熙十二年），计猛安二〇二，谋克一八七八，户六一五.六二四，口六.一五八.六三六（内正口四.八一三.六六九，奴婢一.三四五.九七六。依三百户为谋克计算，应有户五六三.四〇〇，三千户为猛安，计算应有户六〇六.〇〇〇）。及贞祐初（宋宁宗嘉定八年），河南猛安谋克所屯之地，几占全耕地面积之半（《金史·高汝砺传》）。猛安谋克既居政治上之优越地位，其取得田地自不以官府授地为限，恒侵民田以自广。其逆取方法或冒民增口以请官地，或由政府夺民所授之官田以与之（宋浩括民地三十万余顷，见《金史·宋浩传》，张九思检括官田，凡地名类似者，如皇后店、太子庄、燕乐城之类，不问民田契验，一切籍之，见《金史·张九思传》），当时猛安谋克所居自成保聚，与汉人抗衡，彼等田地虽失，仍圈与之，其田地与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金史·卷七十》与《金史·卷八十八》）。

金人立法之始，对于授予猛安谋克之田地，原限于自耕，且禁止鬻卖，犯者有刑，其田多污莱，人户缺乏，并坐所临长吏（《金史·章宗本纪》）。但此令难期严格实行。军吏之拥有俘奴者（金人多以战阵俘虏为奴），必以俘奴耕作，否则或将所占之田地佃与汉人耕作。金世宗二十一年，尝谓宰相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有一家百口、垄无一苗者（《金史·食货志》）。斯可证也。

猛安谋克对于政府所纳之税，称之为“牛头税”，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岁输粟不过一石（《金史·食货志》），金人称为百一之税（世宗语）。猛安谋克授田之制，最初含有均田与战士之意，但部族中之豪强往往占田过多，致一般军士田地缩小，更因人口增加，父子兄弟析居之结果，田地益不赡用，因而沦于贫困（《金史·纥石烈良弼传》）。贫困之极，辄卖所种屯地（《金史·张九思传》）。猛安谋克之陷于贫困者，金国政府屡谋救济，或再括民地以与之，或施以赈济，然军吏、达官所占之优良田地始终保持，而汉人佃户久之亦取得土地。宣宗贞祐时，蒙古逐金，河北之猛安谋克悉被屠杀，金人退保河南，时河北军户约百万口撤至河南，不惟无田可授彼等，且军户游惰性成，亦不乐耕种（宣宗贞祐四年，即宋宁宗嘉定九年，陈规“条奏”云：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种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见《金史·陈规传》）。【按：陈规，字正叔，绛州人，与前引《宋史》之陈规，字元则，密州人，为两人。】故政府惟有倍收官田之租，以养军户（《金史·高汝砺传》）。而猛安谋克屯田既已瓦解，政府财政奇困，约经二十年，金遂亡于蒙古。

四、元之屯田。元行军屯，由政府授予军户以事屯垦，久之遂成一代要政。元代屯田，自太祖十六年初行于霸州，其绩甚彰，固安遂为燕京外蔽。宪宗二年，立经略司，屯田唐邓等，以抗宋师。至元五年，立河南屯田，七年，立高丽屯田，于王京东宁府、凤州等凡十一处。二十五年，立湖广、衡州等处屯田。成宗大德二年，立广西、两江、道溪、洞獞兵屯田，于上浪、忠州诸处。西京改为大同路后，大德四年，于西京黄华岭立屯田。六年，立万户府，所属山阴、雁门、马邑、鄯阳、洪济、金城、宁武凡七屯。十年，依世祖时遗制，续立藤州屯田。至大元年，置左卫，率府屯田。仁宗延祐三年，立云南乌蒙军屯。七年，开重庆路屯田。顺帝元统二年，立湖广黎兵屯田十三所。至正十八年，于莱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由是可知，元代屯田亦广，盖元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时有屯田军民二十余万户丁（《元史·兵志》）。其分布以京师附近为最多，河南行省次之。计枢密院一六.二四六点一三顷（以顷为单位，下同）；大司农二七.七一七点八〇；军徽院二五.七一二点一一；腹里一五.六〇二点七九；辽阳行省三.一五三点五〇；河南行省六四.八五四点二四；陕西行省七.一四七点七六；甘肃行省五.〇〇三点九七；江西行省五二四点六八；浙江行省四七五点〇〇；四川行省二.二六二点三二；云南行省一.二五〇点〇〇又六七.五六七双；湖广行省一.六二七点四八。总计一七一.五七七点七八又六七.五六七双。【按：据《元史·兵志》《元史·地理志》记屯户及年代等，并足参证。云南地积以“双”计，每双五亩，见《唐书·南诏传》，但《云南杂志》则云：犁一日为一双，约合中原四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