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田地制之特质，有可言者：首为均田制，自中唐以来完全消失，由是自由田地制度复占重要地位；次为各朝代间屡经兵燹，田地一度荒芜与再度集合之实现，而猛安谋克之发生，屯田与官田之广布，尤具时代色彩。

盖唐末迄于五代，时当大乱，战争频仍，户口减少，田地荒芜。周世宗时，政治暂告稳定，显德二年因有奖励垦田之诏，逃户庄田，并许人请射承佃，供纳税租。如三周年内本户来归者，其桑田不计荒熟，并交还一半。五周年内来归者，三分交还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户坟茔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诸州陷番人户来归业者，五周年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者三分还一。此外者，不在交还之限（洪迈《容斋随笔》）。

自是以后，休养生息，荒地渐辟。北宋开国后十五年（开宝八年），垦田之数为二.九五三.三二〇顷，经二十年（太宗至道二年），垦田数为三.一二五.二五一顷，复经六十余年（英宗治平间），增至四.〇〇〇.〇〇〇顷，又经十五年（神宗元丰五年），增至四.六一六.五五六顷，此数距北宋初，百年间约增百分之五十六（马端临估计，治平垦田数字乃由租赋以知顷亩之数，而租田所不加者十居其七，则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见《文献通考·田赋考》）。若与隋唐垦田相较（隋大业间，垦田五五.八五四.四一一顷，唐开元中，垦田五四.四〇〇.〇〇〇顷），相差颇甚！(www.daowen.com)

垦田既辟，而自由兼并之风，随之以起。自北宋以来，肥田沃壤遂多为富豪、权势大姓、寺院所占有，贫穷之民望绝一廛，比比皆然。宋、元、辽、金之际，战争繁剧，国柄转移，田地所有关系，变易斯频。辽、金、元虽为游牧部族，然自侵中国后，亦循中国之制，行自由耕地制度，劝耕惠农，列为国策（《辽·食货志》《金史·食货志》《元史·食货志》）。惟通观本期田地制度，于私家田地之外，尚有大量之官田错处其间。此项官田名目繁多，各具特定之目的与效用，在当代极占重要，凡屯田、公田、仓田、职田、学田等俱属之。北宋时官田尚少（《文献通考》载，元丰间垦田总数为四.六一六.五五六顷，内民田四.五五三.一六三顷，官田六三.三九三顷），及南宋时其数大增，金、元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