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经济动势与均衡剧变之结果，致中国经济重心亦发生相应之变迁。换言之，自全局言，造成南重北轻之势；就四裔言，造成西北荒伧、西南殷荣之势。此种经济重要性，南北易位之理由，从长期观察原有地理与历史之原因。盖自地理条件言：西北自唐宋以还，沙漠扩张，雨量稀少，游牧经济遂凌农业而上之。南方重山叠嶂，既无强大之游牧民族居处其间，环海为屏，更无外族侵袭之虞，故其地较北方安全，适于移民，而北方田地与人口失调之周期循环，在南方尚无深切之感应。故人民自北而南，遂如水之就下，火之炎上，不可抑止。更就自历史因素言：南方经济开发，自东汉以还，渐明渐显，六朝以后，日臻焕发，隋唐之盛时，南北经济平头齐进。迄于季世，因政治民族关系发生剧变，而南北经济优势遂互相易位。

南北经济易位，肇始于有唐中叶。盛唐之世，中国富庶悉在北方，开元间州郡富实，号称六雄（陕、怀、郑、汴、魏、绛）十望（即虢、汝、汾、晋、宋、许、滑、卫、相、洺），俱在河渭汾济之间。时关中人户殷填，食货不足则漕山东之粮以济之。安史乱后，中原板荡，征战未休，北方受祸最烈。五代以还，关中天府经济凋瘁，河洛地位日即沉沦，河西、陇右，汉以来素称富庶，天宝以后沦于吐蕃，由是水利枯涸。北宋时东北国境初荡于辽（辽恒以每岁正月九日遣骑兵数万寇掠，边界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见《辽史·兵志》），西北则疲惫于夏，及金人占据河北，猛安谋克蹂躏村落，中原集约农庄，千里为墟。而金元战争二十年间，北方之残破尤甚！元末之乱，中原被兵凡十二年。由此可见，五代至元前后四百六十年间，北方经济建设少，而破坏速，于以造成北方经济之衰落。

至于南方经济，六朝之间，原胜于北方，但此种优势至隋唐而中止。唐开元间南方经济胜于北方之处，惟长江中游之荆襄，西部之巴蜀，有望县二十余。“安史之乱”，玄宗居蜀三年，黄巢之乱，僖宗居蜀五年，巴蜀经济大获进步。五代时南唐、吴越二国对两浙、江苏多所开发。王审知据闽，勠力经营，遂令漳泉富饶与江南并称。南宋时荆湖、江南与两浙，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中原士人扶携南渡数千万人（《文献通考》引绍兴五年樊宾语），于此足征南方经济渐起，与北方经济争衡矣！且尔时南方经济发展亦有其独特之优点，盖北方经济乃循农业、手工、商业之顺序而行，南方后起之经济，则可以利用北方之经验平行而进，后来居上，且因南方沿东南海岸线颇长，故商业之地位特优。惟此时南方经济之开发，其重心颇多变化：在先秦时代则以江汉为盛，西汉则为江淮，东汉则为荆襄（荆襄北接汉沔，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达交广），三国时则为建康、丹阳，东晋为会稽，宋齐梁陈集中于江表，唐宋以后为闽赣。而巴蜀地居西部，和平时长，其地东向荆襄，北出关中，与中原相属，故经济发展之地位独优。

试从南北州县增减、农工商业之偏差、租税分配之来源诸事，考察本期南北经济易位之一般情况：

一、南北州县变动之倾向。唐初十道所置之州共二百九十三州，其中属北方者（关内、河东、河南、河北、陇右），凡一百一十一州，占总额百分之三十七；属山南者三十三州，占总额百分之十一；属南方者（淮南、江南、剑南、岭南）一百五十州，占总额百分之五十一。宋初设十五道，所置之府军州共三百一十九，其中北方（京东、京西、河东、陕西）计一百三十七，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二；南方（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西、广南东与广南西）计一百八十二，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七。更就历代北方与南方设置郡县数字观察：在北方，古豫州县数，在汉为一百八十六，晋为一百三十七，唐为一百二十五，宋为一百二十九，元为九十七；古兖州县数，在汉为一百三十五，晋为八十三，唐为七十九，宋为七十三，元为五十八；古徐州县数，在汉为一百零六，晋为三十五，唐为三十七，宋为三十四，元为三十五；古雍州县数，在汉为二百三十一，晋为九十九，唐为一百七十三，宋为一百二十七，元为七十八。可见北方郡县与时俱减。其在南方，则扬州县数，在汉为九十七，晋为二百零五，唐为二百零九，宋为二百七十七，元为二百九十三；荆州县数，在汉为七十九，晋为一百一十三，唐为一百三十七，宋为一百二十八，元为一百四十九（《文献通考》及《续通考》）。可见南方郡县与时俱增，与北方恰成相反之倾向。

二、南北农业变迁之倾向。关中、河北、河南农业，原称极盛，但唐以后，关中数更兵燹，形势渐变，且关中土壤、气候，亦渐不如前，故昔人谓东南土薄水浅，其生物滋，其财富；西北土高水寒，其生物寡，其财确（《宋祁杂说》）。又云东南日辟，西北渐沦，东南易垦，西北难竞（《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尹耕莘《地理考论》），实为有见之言。自宋以来，黄河为患渐剧，北方水利荒废，农业亦衰。反之，南方水利则迭有改进，农业转盛。(www.daowen.com)

三、南北工商业变迁之倾向。就服物言，汉以前，中国蚕丝织业多在豫、兖、青、齐之境，唐以后则渐移江南。棉织来自海南，亦南胜于北。矿产原以河淮之北为盛，宋元则偏在浙、闽、湖、广。造船亦以浙江、闽、粤沿海为多。造纸与印刷因原料扩大之故，均南胜于北。瓷业北宋集中河北、河南，元代则赣、浙并盛。盐在东南则以两淮为主，西则以四川为主。水产则沿海为江、浙、闽、广，沿江为洞庭、鄱阳、高邮等处。工商业大都市，唐以前北方居多，宋元则南胜于北，苏州、扬州、杭州、金陵、成都等名都，俱属南方。对外贸易都市，则为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秀州、温州、江阴等，悉在南方。由斯可见，南北工商经济优势地位互易之情况。是以元人尝云江南财富占天下什七（《元史·苏天爵传》），殆非虚语。

四、南北租税变迁之倾向。自政府租税收入言：盛唐之际，租调多依北方，中唐以后，则南方农业租税渐居重要；宋、元二代，巨额漕粮均来自南方，漕运既竭，国基亦倾。此外，对外贸易税全在南方，国内矿课、铸钱、盐茶等税，亦以南方为盛（在户口密度方面，南北偏差尤为显然，详“户口”章）。

经济动势与均衡南北易位之结果，由是与其平行之政治，南方亦渐驾北方之上。盖唐以前，海内情势以关中为重，故太史公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史记·六国年表序》）。宋人吕东莱云：并吞海内之形势，关中为重，河北次之；关中者，周、秦、汉用之，河北者，光武用之，以取天下也。用关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三（苻坚、西魏、北周），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曹操、石勒、后魏）（《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晋论》）。史家尝云：隋唐以关中取天下，其建都关中，所谓居天下膏腴，以巴蜀为外府，擅东南之财粟，用西北之甲兵。但宋元以还，时移势易，北方之政治优势，遂不复为经纶世务者唯一之凭借，此朱晦庵有天旋地转、东南反为天下中心之叹也。更就学术文化考察，其趋势亦同，故诗文之运，渐由北而南。唐人李华云：今天下贤士大夫，多在江淮间（《全唐文·卷三一五》）。北宋以后，南方文风极盛，贡院取士，东南多取进士（文章、诗赋），西北多取明经（经义、问答）。宋代之理学、经学、诗词，均以南方为盛，而中唐以还，中原士民多乐居南方，故唐人韩愈言：大历初，仕人多避处江淮间（《韩昌黎文集·卷二四》）。元至元间，内地百姓移江南已十五万户，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返。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迁还，不果（崔彧《疏》）。凡此足见，南方经济引力之强劲，有非北方可企及者。

中国经济动势与重心之南北易位，其影响，令中国国民经济史全局为之一变其面目。盖自其对内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确实保证南方政教拓展、民族创化之进步，而构成全国经济进步之主要动力，由是中国国民经济益臻于准备完成之境界；对外，则中西经济之沟通，亦赖此而大显其效用。因为在唐以前，中国经济与西方接触仅限于波斯湾以东之陆地诸国，宋元以后南方经济既日趋荣茂，中国商业范围渐向海上推广，远及南洋、欧洲诸国，渐与自欧洲东来之商工业潮流汇合。由是，中国经济与广义之西方经济开始接触，并渐渐汇合，互为影响。于此可以判断：唐以前之经济重心南迁，自局部言则为进步，就全局言则为退步；而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大势急转，南方已跃居全国经济领导地位，此时就全局及局部言，均属进步——此乃中国经济重要性南北易位之历史意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