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当其盛时，政治修明，经济富庶，故中国对外形成绝对优势，而民族创化之事功特盛。凌夷至于宋元，则优势之民族均衡（即历史上中国本部民族优越地位对他族所形成之政治经济均衡）共起剧变，其范围之广竟为前代所未觏。盖五胡之乱，其毒痡领域限于长淮以北，南方尚未直蒙其祸，而蒙古部族竟席卷中国全境，此种内在的民族均衡之剧变，蓄势甚久，实酝酿于唐之季世。溯唐末藩镇割据，中央财赋不及盛时之半，内乱纷纭，外侮斯启，由是对外数世之经营渐形隳败。其在东北，于武周时渤海国突起，高丽、百济时为新罗侵蚀，唐乃弃朝鲜半岛，移安东都护府于辽东。契丹自中唐以来，国渐坐大，后遂侵略幽州，为中国劲敌。其在西北，则回纥崛起，通西域之路被阻。西方之吐蕃乘安史作乱侵河陇，陷安西四镇。代宗广德元年，吐蕃入寇陷长安（代宗幸陕州），嗣复南窜，陷剑南、西川诸州，由是河湟（今甘肃洮河流域，巩昌以西，岷州、洮州之地）长沦于吐蕃。其在南方，则南诏于天宝间建国，乘“安史之乱”攻陷今四川之西南部，僖宗时复侵西川（以上分见《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东夷、西域、北狄、南蛮各传）。而藩镇割据，番人势盛，中国益弱。自睿宗至唐末，藩镇之属于归化胡人者，实繁有徒。

五代十国间政治分裂，国境对垒，兵争不息，致令国民经济破碎不完垂五十年，中国对外益孱弱不振。北宋统一，始略复旧制，但因外患方殷，军事非常，故宋太祖代周后，二十年间先后平定楚、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但对北方未敢用兵。及太宗继平北汉，中国始告统一。惟再度用兵契丹，均无功可言。真宗继位第七年，景德元年契丹寇山东，遂有澶渊之盟，三十八年后复有庆历之约（双方弭兵一百二十年）。其在西北，西夏屡寇中国，庆历二年，与西夏定约，苟安二十余年。辽亡后，宋与金接壤，屡寇边，徽宗末年金兵围汴，订城下之盟而返。靖康元年，金人入汴，宋都南迁。南渡后建炎四年，与金议和称臣，割地，奉岁币。后金势稍衰，于孝宗乾道元年与金续约，约文略有改善。宁宗开禧三年，与金再订约，岁币又增。金亡后，元兵南犯，理宗开庆元年，宋元议和，称臣割地，岁奉银绢。此后，元宋间战历二十年而宋亡。由是可知宋之立国与外患相终始，其经济所受之影响亦有同然。

依前所述四百六十年间，长期民族战争，前期以宋为主动，即中国与辽、金之战争；后期以元为主动，即蒙古对中国之战争。由于战争主动之互为消长，相激相荡，乃促成经济均衡剧烈之互变。前期中国经济变动缓而疲，后期中国经济变动剧而烈。合而观之，乃酿成范围极广、程度极深之剧烈变动。

惟自另一方面观察，本期中国民族对外之优势均衡，固已丧失，隋唐以来州府四夷教化，外番之急进精神，固已不可复睹，但因基于中国历史之强大动势与更深邃之文化因素，更错综之经济连锁，致中国民族创化运行之功表面虽受顿挫，实则行健不息，潜流而进。换言之，本期民族外来之消极作用，虽略似五胡之乱，而实不逮远甚。盖前之辽、金，后之蒙古，均生息于中国文化之中，依其感受性之强弱，而使部族生活自跻于较高之境。兹分论之：(www.daowen.com)

一、辽。先是东北之高句丽、百济，唐初内属中国为州府，武后光宅时，肃慎族之粟末靺鞨人大祚荣乃建渤海国，玄宗开元元年，册封元祚为渤海郡王，国势日强。开元二十九年起，屡入寇，后被惩悔祸，终唐之世，朝贡不绝。其领域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新唐书·渤海列传》，据金毓黻《东北通史》表列一百三十县），据有今朝鲜北部、俄沿海州、吉林全省、辽宁东部，号为东北大国，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渤海国亡（传国十四世，二百一十五年），而辽代兴。辽亦为东北大国，历梁、唐、晋、汉、周、北宋六朝，为中国劲敌。当其盛时，西夏、党项、吐谷浑、回纥咸在臣列（辽本唐时之契丹，唐初内附，太宗赐其酋李姓，于其地置松漠都督府，隶营州，妻以公主）。唐末至于五代，中原多故，契丹安定，中国人士多往避难，后韩延徽乃为契丹立制度，建城郭宫室，规划都邑市里（《辽史·韩延徽传》与《契丹国志》）。辽太祖、世宗以还，诸帝均汉化，此时契丹经济反观中国安定，寇掠中国无宁日，汉周二代均为所苦，北宋屡与构兵，无所成就，澶渊之役岁输金绢，中国财用日匮，而契丹坐受其惠，故人民之负担反轻。辽为契丹人与中国人合组之国，其政制为契丹部族所建立，其经济农牧兼有，重农事、均赋役、置义仓、榷商税、立货币、营矿冶，其技艺均传自中国。时辽上京有绫、锦诸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抵、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蓟之人尤多（胡峤《陷北记》）。其官制、刑法、学校、选举，则袭唐宋（《续通志·职官略》《辽史·百官志》《辽史·刑法志》《辽史拾遗》《契丹国志》）。其官吏兼用汉人（辽太祖尊显儒士韩延徽，太宗任用张砺）。其教育一尊孔子（孔庙遍国中，辽圣宗统和六年开科举，以诗赋经义取士，初试汉人，后并试契丹人）。其礼俗从同中国（辽太祖耶律德光平晋至汴，服汉法服，受番汉朝贺，收其法物，于是秦汉以来文物尽入于辽。见《辽史·仪卫志》）。其文字乃依汉字隶书之半增损而成（陶宗仪《书史会要》），其日用兼用汉文，中国经籍多译为契丹文，其贵宦多精研经史，能诗文。辽人既深同化于中国，故后起之金，竟称辽人为汉人，即后之西辽，亦多同化于中国。

二、金。金之始祖来自高句丽，而朝鲜半岛金氏则系出中国，金与辽连界，太祖时尝与辽战，获其耕具，遂事农耕（《金史·太祖本纪》）。其后仿汉文制女真字，译汉文经史子诸书。立国学，习中国经籍。制度、百官，悉仿汉制，其取士分七科，其官职女真与中国兼任（金章宗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灿然大备。明昌四年，奏现在官一万一千四百九十九员，内女真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其士民文学造诣颇深。观此可知，辽、金俱深受中国之教化，其文字属汉文系统，其国通行汉文，尔时殆所谓军事南侵，而经济、文化则北征者也。

三、元。蒙古原非农业民族，入主中国之初，野性未驯，乃建立狭义之部族政权。时蒙古人为贵族，色目人（包括西域三十余族）次之，汉人、南人政治上不得掌兵权、典守兵库、自备兵器（《元典章》），不得为正官，士人入仕者多由吏进，且其初痛抑儒学。但年久濡染渐习，乃师中国定官制与赋税。仁宗皇庆二年，定科举取士，试四书、诗赋、策论，蒙古、色目、汉人一律得赴试，由是色目、蒙古之人渐多向化，百年间西域人著述经史词章多至八十余种（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此外蒙古人对中国所持宗教平等之义，亦奉行不悖。故蒙古帝王、贵族、平民信教俱极自由（在东方信佛教，中东信回教，西方信基督教，并于伊儿汗国调和宗教争执）。然自民族全局创化言，当时蒙古政制虽成于汉儒许衡之手，但其部族执政阶层对中国文化之感受性较弱，故政治窳败，民困水火，岌岌不可终日！此乃兆本期民族均衡变易之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