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因政制明一，故民族和同，经济殷庶。本期则政制荒暗，故民族纷争，经济失其均调。关于本期政制与经济之关系，可指陈下列数事：

其一，为政制集中之原则尚被保存。当五代十国之乱，政制明一之精神固多丧失，但北宋统一后，即恢复中央集权之制，削节度使兵权，设禁兵于京师，罢州兵为厢兵（多属老弱，用以给役），以文臣知州军事，设通判以监察之，县令以上官俱命自中央，各州置转运使，别理地方财政，赋税悉属中央，而由中央统一开支，设提刑司以掌司法。此即顾亭林所谓一兵之籍，一财之计，皆人主自为之。故其政制非封建甚明。至于宋代农业亦非封建，其土地买卖自由，其田主与佃户乃自由契约关系。

蒙古帝国建立后，虽在蒙古、西域等地分封子弟（其王擅兵、刑、土地、赋税之权），施行封建之制，但在中国则遵循宋制，集权于中央。时天下郡县一命之官，悉由吏部，兵权亦在中央，非地方官吏所独擅。惟蒙古在中国之政制乃具有特殊之性质，故不与宋全同，盖元初政制颇有部分含封建意义者。如元初封王，始诸王自治其地，征其赋，役其地方官，王位亦有采用世袭者，但前者因耶律楚材之建议取消诸王治权，改由政府征税（《新元史·耶律楚材传》），由是土地亦听民自由买卖。后者于至元二年罢州县官世袭。且就元初含有封建性之政制加以研究，知其为一种草昧的军民部族之制，且用以防止地方政府之割据，与中国旧有等级分封制用意相反，更与公田农庄制之系统亦不同。故元在中国之政制，不得目之为封建；同理，辽、金、西夏政制大都规仿中国，故亦非封建制度。由是可知，本期内此种政制集中原则被保持之结果，故其经济尚不致丧失帝国经济之通质。(www.daowen.com)

其二，本期政制荒暗时多，修明时少。五代政制，史家方之为“天地闭，贤人隐”（欧阳修语），民生涂炭，不可胜言！宋之开国虽崇儒学、尚文治，故北宋百年间治道尚称隆盛，然政治起点即暗弱不自振，兵弱财匮，边患纷乘。至于蒙古帝国之空间最大，民族共居之范围极广，惟其政尚部族独裁，同化力不足（元代君臣多属不学无德，未能深谙治理，更无宣导文化之力），故政治效能低下。而综宋元二代经济之失政，以国营经济之流弊为最甚！盖宋代积弱，元室横残，俱以国营工商业为经济国策。而元之政策更含有浓厚之战争经济色彩（元初重劫掠，世祖令出征军人所虏人口、头匹、财物各自为主。见《元典章·三十四》。后则基于军事需要，实施管制经济）。在专制虐政之下，此项政策原无进步之意义可言，反之实足以垄断资本、劳力与资源，使集中于特殊经济部门，而其盈余则全为政府所消费。如此历时既久，足令国民经济正常之均衡归于毁败，兼以国君滥施赏罚，贵胄、番商依其特许地位，追逐暴利，横肆侵凌，更所恒见，其影响遂使全部国民经济秩序陷于痹萎不振之境。此种情形与欧洲重商主义时代诸国所推行之国营经济政策完全异趣，此为论究经济成败者当注意之事（且如宋元对国际商业之独占，仅独占本国贸易市场，而对于货物来源地之市场则否，此点与欧洲重商主义不同，斯其结果亦大异也）。综观本期政制既称疏暗，经济复甚萎靡，故民族创化之声光，未能充分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