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活动为本期商业演进中最通常之形式。魏晋以来，钱制崩坏时，尚以谷帛代货币，规取利息（如张骏性贪婪，以谷帛付民，岁收倍利。见《晋书·张骏传》）。北魏时，帛息甚为活跃，且有官吏逼民假贷之事，故和平二年以诏令禁之。其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于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魏书·卷五》）。然此风竟不可息，而寺院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尤为恒见，盖此时寺院既极富有，且为一般信徒财贷之储蓄机关，乃借其资，以行转贷，侵蚀贫下。故永平四年夏，诏切责之，诏云：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魏书·释老志》）。但流风所被，迄于北齐，其风不息（时有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见《北齐书·卷四十六·苏琼传》）。

唐代经济发达，信用膨胀，利息横行范围益广，动产及不动产俱可典质，益促成利息之猖獗。当时利息在田地方面活动之形式，有称贴赁及质者（如云：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见《通典·卷二》），有称贴买者（如云：籍账此田不过汝所贴买耳，见《唐会要·卷八十五》），有称质举者（如云：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见《宋刑统卷·二六》引“唐开元二十五年杂令”）。大抵田地一经典质之后，即归质者暂管，在定期内赎取，则地还原主（考北齐之制，帖卖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钱还地还，依令听许。见《通典·卷二·食货·田制》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

田地之外，人亦为质物之一。如韩愈任袁州刺史时，发现良人男女被典帖为奴婢者七百三十一人（《韩昌黎文集·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柳宗元官柳州时，见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柳子厚墓志铭》）。此种人质，在唐律原有禁条（《唐律疏义·卷二十六》称：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有罚）。但禁者自禁，颇难生效。至于日常用品亦皆可典质，如阳城为朝士，家贫，常以布衾、木枕质钱数万，人争取之（《唐语林·卷四》）。(www.daowen.com)

私人利息之外，尚有官府利息之活动，即所谓公廨本钱者是。公廨本钱为一种官府信用，斯制起源始于武德元年。是年，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贞观元年仍之，诸司置公廨本钱，贸易取息。十一年，一度罢去，十二年，仍恢复之。永徽元年再罢，开元十八年又复之。贞元十二年，重定京师各衙门本钱之数，多者四万八千余贯（京兆府），少者一百余贯。其本钱初为强制摊贷（《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后改为自由借贷，但仍不免有摊贷之事。因此，积年过久，利息过重，偿还失期。元和十一年以来，屡经放免（如元和十一年，放免利息十倍以上者二十五户，七倍以上者一百五十六户，四倍以上者一百六十八户。元和十五年，敕内外官食利钱十倍至五倍以上，节级放免）。每经十年，内外官各赐钱一万贯充本。会昌间，河中、晋、绛、慈、陉等州观察使奏请，量县大小，各置本钱，其利率，前后时有变动。武德元年，利率八分，开元间之利率五分至七分（开元六年，秘书少监崔沔议，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称劳费，不啻五千），会昌元年，各县本钱，逐月四分收利（《唐会要·卷九十三》）。当时京师方面，诸司用本致息之例，大抵中书、门下、集贤书院各借本一千贯，尚书省都司、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御史台、左右春坊、鸿胪寺、秘书省、国子监、四方馆、弘文馆各百贯，皆五分收利，以为食本（《唐六典·卷六》注）。于此并见所收之利息，乃指供膳用。州县方面，如长安、万年二县，在玄宗时，拨一千贯为借本（《旧唐书·卷九》），肃宗拨一万贯为借本（《唐会要·卷九十三》）。所得之息以供驿站及和雇之用。其他各县，亦量县大小，各置本钱，倘综计全国一千五百三十县，出贷之资本总额，其数必有可观。

因利息横行，而债务纠纷增加，此现象反映及于法律方面，故唐律对于债务与债权两方面，俱有切合之规定。其关于保护债权者，如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以上，加二等；百匹以上，又加三等。各令备偿。次则为对债权者横暴行为，亦施以取缔，如云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唐律疏义·卷二十六·杂律》）。自是以后，债权法乃日臻完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