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初，文帝厉行货币统一政策，以新铸之五铢钱为标准币，其不合法定货币者，悉熔毁之。但文帝末年，又允许诸王于各州铸钱，币制复乱，前功尽废。隋铸五铢，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开皇三年四月，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以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之常平，所在用以贸易不止。四年，诏仍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五年正月，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隋书·食货志》）。大业以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剪铁、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隋书·食货志》）。后世隋币之可考见者，有五铢白钱，用镴和铸，故钱色白（见《金石索》）。

唐初，亦有统一币制之令。武德四年，新铸开元通宝（重十分之一两，是为中国通宝钱之最早者），以代旧之劣币。当时铸币之权集于中央及少数藩王之手，但不久盗铸渐起，政府乃收买劣钱，以资整顿（《新唐书·食货志》）。而隋末之紊乱景象，大抵经此整顿后，已略告澄清。高宗乾封元年，改铸乾封泉宝，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之十。逾年，而旧钱多废（《新唐书·卷五十四》）。旧钱既废，至武后时，明令废除劣币之限制，钱非穿穴及铁、锡、铜液，皆得用之，熟铜、排斗、沙涩之钱皆售。自是盗铸蜂起，江淮尤甚。先天之际，两京钱益滥，郴、衡钱才有轮郭，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或熔锡模钱，须臾千百，钱之混乱益甚。

玄宗初年，颇思禁止恶钱，立法甚严。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但无成效。后乃于诸州依武德例，置监铸钱。开元二十六年，于宣、润等州初置钱监，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扬、润、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役丁匠三十，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按：即锌】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新唐书·卷五十四》）。中唐以后，因铜缺乏，铸钱较少，据杨於陵言：开元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穆宗时才十余炉，岁入十五万云。而当时私铸者，有江淮偏炉钱数十种，杂以铁锡，轻慢无复钱形。公铸者号官炉钱，一以当偏炉钱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铸者。两京钱有鹅眼、古文、线环之别，每贯重不过三四斤，至剪铁而缗之（《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肃宗时益铸之外，更铸乾元重宝二种，一为当十，一为当五十，钱之成色既低，价值大落，物价遂趋上涨，升米七千，此为唐代第二期钱制之混乱。

代宗时乃从事整顿，整顿之法，为提高铸钱之成分，故必须对于铜实施管理。管理之法，为禁止用铜铸器物（大历七年令），销钱以盗铸论。德宗时，更禁止钱向外输出，及私蓄见钱（贞元十二年敕）。宪宗、穆宗均有禁藏钱之令。中唐以后，钱法稍稳定，又以建中立两税，租税改征货币，需钱之量甚多，故自穆宗以来，即深感钱币之不足。刘晏理财，曾以增加铸钱为施政方针之一。然至大和间，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新唐书·卷五十四》）。此与开元时，铸钱甚滥，劣币充斥，人民交易兼用绢布，其造因不同，而结果则一。【按：《全唐文》称，开元二十二年敕，货币以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自是以后，所有庄宅口马交易，先用绢布、绫罗等，其余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元稹诗云：市井无钱论尺丈，田畴付火罢耘锄（元稹《长庆集·酬乐天寄生衣》）。信不诬也！(www.daowen.com)

本期金银与铜钱并行，各范铤形，记称：官金中蝼头金最上，六两为一垛，有卧蝼姑穴及水皋形，当中陷处名曰趾腹，又铤上凹处紫色，名紫胆。开元中有大唐金，即官金也（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但亦有少数金铸钱流行（《隋书·卷四十八》称：拜素子玄奖为仪同，加以银瓶，实以金钱可证）。本期货币有可注意者，即“便换”或“飞钱”之应用，而西域外币亦有流入者。便换之事，乃纳钱于公藏，授以牒，于异地凭牒取钱（见《因话录·卷六》）。飞钱之起，始自中唐时，宪宗以钱少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新唐书·卷五十四》）。二者均为汇兑券之性质。但亦有谓唐初已有钞法者（见孟麟《泉布通志》），惟史籍全无所据，未足征信。

关于外币，因北朝与西域诸国交通互市，外币颇有输入中国者。隋时，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隋书·食货志》）。唐代亦然，惟流通不过边区一隅，于全部币制无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