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户调至租庸调。西晋、齐、周通行户调之制。隋初亦沿齐法，行户调之制，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麻土以布绢。以匹，加绵三两；布以端，加麻三斤，单丁及仆奴隶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课。有品爵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并免课役（《隋书·食货志》）。炀帝时，又令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隋书·食货志》）。当隋文帝时，既对户调施以整理，故收入增加，同时力求节用，以省支出，故当时财政颇裕。因迭有减税之举，如开皇初年，户调绢一匹减至二丈；开皇九年，平吴，免课十年，免其余诸州当年租赋；十二年，河东、河北田租三分减一等是。炀帝继以浪费，横征暴敛，甚至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隋书·食货志》）。一代之善政既毁坏无余，财用困乏，遂底于亡。

唐初仍行户调之制，武德初年，令每丁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擅有调敛（《唐会要·卷八十三》）。至于丁之规定，据武德六年令，凡民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唐会要·卷八十五》）。武德七年，乃确立更周密之“租庸调制”，此即合古代粟米、布缕、力役之征而一之也。分别言之：

凡受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绫、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者，兼绵三两，输布者，兼麻三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五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庸每年至多不得过五十日。有正役与附加役之分，正役即上述之二十日，附加役则或为二十五日或为三十日。民被附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被附加役三十日者，则租、调皆免。租、庸、调只通行于中国本部，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番人内附者，上户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此外，关于免租、免调、免庸，亦有定规：如水旱、虫蝗为灾，十分损四分以上，免租，损六分以上，免租调，损七分以上，课役俱免（《唐会要·卷八十三》）。纳税之时期，大抵诸庸、调物，每年八月上旬起输，三十日内毕。九月上旬各发本州。诸租，准州土收获早晚，斟酌路程险易远近，次第分配。本州收获讫发遣，十一月起输，正月三十日纳毕（《通典·卷六》）。

开元二十五年令，关内诸州未宜蚕桑，准绢绵折粟米，河南、河北水运不便，准折租取绢。由是扬州租调以钱，岭南以米，安南以丝，益州以罗、绸、绫、绢（《新唐书·卷五十一》）。租庸调之制，陆贽极论其善，谓其取法也远，立意也深，敛财也均，役人也固，裁规也简，备虑也周，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陆宣公贞元奏》）。陆氏之言，实为有据。试与前代租徭比较，当可了然于唐代轻徭薄赋之精神。盖自田租言：周收什一之税，其授地为百亩。汉不授田，而什五税一（百分之六点六）。唐授口分田八十亩，亩收一石则为四十税一（百分之二点五）。故在原则上，唐之田租较周少百分之七点五，较汉少百分之四点一。自徭言，周年为三十日，汉制更役一岁一月，唐则岁二十日，闰加五日，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庸调皆免。是唐时之役期，只当周、汉三分之二（百分之六十七）。而周、汉力役之外尚有兵役，人民须为正卒，一年戍边三日。唐则兵役与力役分离，服府兵者，则免其力役。自调言，汉代口赋以人口计，妇孺不免，且未授地。唐则授地二十亩，而正丁始输调，老小不计。以唐制与西晋比（西晋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每匹四丈，共合绢十二丈，每斤十六两，共合绵四十八两），其绢只及百分之十七，绵只及百分之六强。不过西晋之制，只限于绢，唐则兼调绫、，其品质稍有差异。

天宝年间，租庸调收入总数，估计课丁八百二十余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余万丁，庸调出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绵则一百八十五万余屯，租粟则布七百四十余万端，江南郡县折纳布五百七十余万端，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五百二十余万石（《通典·卷六》）。(www.daowen.com)

二、租庸调制之崩坏。租庸调制，即基于一定之田地分配制及户籍法，乃唐自开元以后，战争频仍，天灾交至，田地兼并，户籍流亡，课役丧失尤众（天宝十四载，不课户占全户数百分之六六，不课口占百分之八三，盖因庇荫过多所致）。是以开元、天宝间屡有括客、括藉外剩田，招还逃户之令，但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等事实，实足以象征租庸调制之动摇。安史乱后，情况愈坏。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一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一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一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一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综计自天宝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按：相距五年】，损户总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课户损二百三十九万一千九百零九，课户损三百五十九万六百七十五；损口总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课口损三千零七十一万三百零一，课口损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二（《通典·卷七·历代户口盛衰》注）。全国负担租课之丁，至此仅剩二百三十七万余口，约当天宝盛时三分之一，所征之数比较当时盐铁税、户税、地税等均不及。至是以丁定课之制，遂不得不有所更张矣。

三、两税制。两税制之起源，始于代宗初年。盖开元以后，租庸调之制既已瓦解，代宗乃有亩税之制，该税制为依亩以课税。代宗广德元年，凡亩税二升。大历元年诏，上都秋税二等：上等亩税一斗，下等六升，荒田亩税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如故（《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及《册府元龟》所记大历四年十月之令亦同）。亩税之征收期间，分夏、秋两期。同时于征收谷物税之外，更有“青苗钱”亦始于代宗广德二年，而指定其用途为百官俸禄（杜佑云：初以常赋不给，乃税人垦田，亩十有五钱，资用窘急，不暇成熟，候青苗即征之……主其任者为青苗使。见《通典·卷三十五》。《册府元龟》云：代宗广德二年时，税天下地亩青苗钱，以给百官俸料。见《册府元龟·卷五〇六》）。此项税率每亩十五文。大历以后，青苗钱屡有加税之事。如大历三年十月，令每亩加五文（《通典·杂税》），大历五年加一倍（《新唐书·食货志》）。大历八年，京师方面加至三十文（《旧唐书·卷四十八》）。上述亩税之征收为谷物，青苗之征收为货币，而二者均分夏、秋两季征纳，故可称为后之“两税法”先导。永泰二年，青苗钱收入达四百九十万贯（《旧唐书·卷十一》）。德宗时，户籍纷乱，较前尤甚，杨炎乃更张旧制，参以当日亩税之现制，而创立“两税法”。建中元年八月，宰相杨炎上疏奏曰：国家初定令式，有租赋庸调之法。至开元中，元宗修道德，以宽仁为治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浸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非得当时之实。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元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宠而讳败，不以死申。故其贯籍之名不除。至天宝中，王钅共为户口使，方务聚敛，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是隐课而不出耳，遂按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四方大镇，又自给于团练节度使。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缘以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以万计。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正赋所入无几。吏之职名，随人署置，俸给厚薄，由其增损。故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于是炎遂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唐会要·卷八十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册府元龟·卷四八八》《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五》）。

考两税法，乃基于当时之需要而发生。因为当时最普遍之现象为苛税百出，吏胥舞弊，权势之家，避课有术，而贫民负担加重，此均陷财政于破产之道。故两税法适足以济其穷。两税立法用意，颇多与近世租税原理相合。如赋额总数，先就国家预算所需，量出以定征赋之多寡；课税之标准，以资产及地亩而定；对于农业以外之人民，课以相当之税；纳税以夏秋两季为原则等。凡此诸项，均可视为两税法之优点，而为宋明以来所取法，故杜佑与马端临均称之为救时之善法，良有以也。

行两税法后，政府收入旧户三百八十万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户三百八十万，客户三十万，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一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是共收钱三千万缗。惟自建中三年藩镇叛乱，国用不足，乃增税一次，每缗二百，此时距两税创立不过二年。贞元四年，因货币紧缩，物价低落，乃以货物折合货币而征收之，收入倍增，民心大怨。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户，自初定两税，货重钱轻，乃计钱而输绫绢。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其后一匹为一千六百，输一者过二，虽赋不增旧，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税物颁诸司，皆增本价为虚估给之，而谬以滥恶督州县剥价，谓之折纳。比大历之数再倍（《新唐书·食货志》）。以上为由于货币价值变动，增加纳税者之负担。而同时税外之苛取又兴，故生民日困。德宗贞元三年，时岁事丰稔，上因畋，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时丰，何故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征，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文献通考·卷三》）。白居易于贞元元和间作《秦中吟》，其《重赋》篇云：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自是以后两税法之弊日滋，迄唐末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