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至南北朝，前后三百七十年间，经济政治变动甚剧，财政状况随经济局势而逆转。隋合并南北，再造统一帝国，历三十九年，唐起而代之，其间政制相承颇似汉之于秦。自是以后，经济重行恢复，政治日趋巩固，开边安内，事功之盛，又驾汉代而上之，故其在财政方面，亦有适应事势之新措置。本期财政范围随国力扩张而推广。如唐太宗时，在西部新置府州计有四十五府，一百一十五州。玄宗时，于边陲要地置十节度使，委以兵马财赋大权，使经略四方。开元七年，诏南路于西镇（即龟兹、疏勒、于阗与焉耆之碎叶镇），北路于轮台，征收西域贾人商税，可见本期财政范围之扩大。抑本期财政多所兴革，隋文帝勤于政事，节用于上，藏富于下，粟帛山积，号称殷富。唐太宗尝称，隋开皇十四年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贞观政要·卷八》）。唐马周云：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旧唐书·卷七十四·马周传》）。于以见隋代财力充牣之一斑。

唐初立政，轻徭薄赋，其主要支出之军政费用，各预有充分之准备，军费则建于府兵屯田制度之上，政费则采职田及官廨本钱之制，故唐初财政大体健全。安史乱后，财政紊乱，自肃宗至德宗，前后约五十年之间，刘宴、第五琦、韩滉、杨炎等，于田赋、盐铁、转运、铸钱诸大端，颇多兴革。而以刘宴、杨炎之成就为最著。时内乱未息，刘宴施政，以通拥滞、平物价、轻聚敛、安民生为主，锐意改革转运，恢复运河航务，革新盐铁、铸钱等事。其政策准备充分，卓具成效，故史赞其利国而不劳民（《旧唐书·刘宴传》）。杨炎作两税法，以革租庸调之积弊，第五琦、李巽等整理盐法，均属一代要政，于国计民生影响至深。综观本期财政创制之荦荦大者，如田赋方面，则有自户调至租庸调与两税法之改革，而国营事业之进步，仓储制度之建立，审计、监察制度之日趋严密等，均为一代制度之宏规，至于本期国家用度之出入状况，史无充分记载，然其岁出、岁入，亦大略可得而言。(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