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储之政为本期经济要政之一，于国计民生有备无患。考仓储积谷以备灾歉，为古代重农要政之一。其起源虽甚早，惟至隋时始有组织完备之义仓，唐并有“义仓”与“常平仓”之制，溯其沿革可得而论。隋之义仓导源于北齐。先是北齐征义租，二人一床，义租五斗，未娶者及奴婢减半，牛一头五升，以属州郡作义仓粟。隋初乃置常平官，以司赈务。开皇五年更于诸州普设义仓，时人一床征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义租五升，义租纳郡以备水旱。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粜贮（《隋书·食货志》）。开皇三年，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炀帝又置兴洛、回洛及洛口三仓（《隋书·食货志》）。此言沿河置仓积谷，以供京师为主，其仓之规模有甚大者。如大业二年所建之洛口仓，在巩县东南原上筑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合计二亿四千万石。回洛仓在洛阳北七里，穿三百窖（《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东都右掖门街有子罗仓，仓有盐二十万石，子罗仓西有粳米六十余窖，各受八千石（《大业杂记》）。【按：沿河置仓，唐、宋行之不废，至徽宗政和始罢。】隋官仓原属储为国家之用，但遇水旱亦资以赈济。开皇四年，诸州水旱凶饥，令开仓赈给（《隋书·卷二十四》）。五年，关中连年大旱，而青、兖、汴、许、曹、亳、陈、仁、谯、豫、郑、洛、伊、颍、邳等州大水，百姓饥馑，高祖乃命苏威等，分道开仓赈给，又命王禀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关中（《隋书·食货志》）。官仓之外，开皇五年，长孙平复奏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账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峙委积。遇有水旱，则开仓赈给。开皇十四年以义仓贮在人间多有费损，十五年二月，诏北境诸州云：云、夏、长、灵、盐、兰、丰、鄯、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粮，并纳本州。十六年正月，又诏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邠、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二月，又诏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隋书·食货志》）。

自开皇至于大业，仓储之制成效颇著。大业中以后，政治窳败，良法渐坏，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见《旧唐书·卷七十·戴胄传》），此仓制之坏于国用不足者。又大业十二年，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加之饥馑无食，吏皆畏法，莫敢赈救（《资治通鉴·一八三》）。此言开仓须待诏敕，吏不敢擅自启仓也。但迄隋末，积储仍盛，故隋末起兵者多抢占常平仓，并以开仓施赈为号召。如大业九年，杨玄感至东都，李子雄曰：东都援军益至，我军数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赈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大业十二年，罗艺将作乱，先宣言以激其众曰：吾辈讨贼，数有功，城中仓库山积，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济贫乏，将何以劝将士？众皆怨愤，乃开仓廪，以赈贫乏，境内咸服。大业十三年春季，李密与翟让领兵千人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人所取，众至数十万。义宁元年，刘武周斩马邑太守王仁恭，于是开仓以赈饥民，驰檄境属，诸城皆下之。左翊卫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会都中大饥，子和潜结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门，执郡丞王才，数以不恤百姓，斩之，开仓赈施。汾阴薛举侨居金城，为金城府校尉，囚郡县官，开仓赈施。义宁元年，李渊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武德元年，河右饥，人相食，李轨倾财以赈之，不足，欲发仓粟（见《唐书》各本传）。上所述之仓米，未必均属义仓，但其中义仓因守吏拒绝开放，而激动人民怨愤者，当非少数。此与设仓原意完全违反。政治弱败一至于此，虽有善政，反促其亡，诚古今同慨也！

唐之义仓与常平仓：唐因隋制，于武德元年置社仓（《唐会要·卷八十八》）。其仓谷来源，据贞观二年规定，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亩约二升，粟麦粳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若田遭损十之四者，免其半，十之七者皆免之，商贾户无田及不足者，以其户为九等，上上户出粟五石，上中以下递免一石，中中户一石五斗，中下户一石，下上七斗，下中五斗，下下户及夷獠不取（《新唐书·食货志》）。其制较前代尤为完备。唐天宝八年，义仓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关内道五百九十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河东道七百三十万九千六百一十石，河西道三十八万八千四百零三石，陇右道三十万三十四石，剑南道一百七十九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河南道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淮南道四百八十四万八百七十二石，江南道六百七十三万九千二百七十石，山南道二百八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八石（《通典·卷十二·食货·轻重门》）。

唐太宗时普遍设置常平仓，其与义仓不同之点为由国库支出经费购谷储藏，遇歉年减价出粜，收回谷之成本（有时亦赊贷）。唐初常平仓资本规定上州三千贯，中州二千贯，下州一千贯；谷物储藏年限，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湿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有时并藏豆类等杂粮。(www.daowen.com)

太宗时，首于洛、湘、幽、徐、齐、并、秦、浦诸州置仓。高宗永徽六年，续设常平仓于京城东西二市。玄宗七年令关内、陇右、河南、河北等五道，及荆、扬、襄、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遍设之。综计天宝八年常平仓粮共达四百零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其分布区域如下：关内道三七五.五七〇石，河北道一.六六三.七七八石，河东道五三五.三八六石，河西道三一.〇九〇石，陇右道四二.八五〇石，剑南道七〇.七四〇石，河南道一.二一二.四六四石，淮南道八一.一五二石，山南道四九.一九〇石，江南道阙。

天宝乱后，义仓与常平仓均告毁坏，历三十年之久未能恢复。德宗时乃重加整顿，先复常平仓，并纳赵赞之请，于谷物之外兼储布帛。于东西两都、江陵、成都、扬州、汴、苏、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数十万贯（常平本钱指定由商贾钱，每缗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充之）。惟时当朱沘之乱，军事纷扰，施行无甚成效，旋即罢之。后陆贽又申请复置义仓，且参以常平仓之法，惟德宗未即全部采用（见《全唐文》卷五二六、卷四六一陆贽贞元元年及贞元九年二次“冬至大礼大赦制”）。宪宗时，乃定制从天下州府每年所税田亩税数内，十分取二分充常平仓及义仓，以备水旱之患（《册府元龟·卷五百二·邦计部·常平门》）。元和六年，曾有贷京畿百姓义仓二十四万石之事（见《全唐文·卷五七》）。文宗太和九年，又令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仓、义仓本钱，岁增市之，违者处罚。开成元年，令公私田亩加税一升，以充常平、义仓本钱，义仓与常平遂无区别矣。

就上述唐代“义仓与常平”之制观之，所谓义租，乃出于各户，“常平”则出于国库，是为二者之异点。所谓减粜与赈贷，却并非无偿赈施于贫民，此其所以能继续保持适当储积之原因。而天宝、元和时，义仓亦曾探取谷贵而粜、谷贱而籴之政策，是又非单独依于征收义租而施行谷物平准之办法（天宝四年五月诏曰：如闻今载收麦倍胜常岁，稍至丰贱，即虑伤农。宜令河南、河北诸郡长官取当处常平钱于时价外，斗别加三五钱，量事收籴大麦贮掌，其义仓亦准此。见《册府元龟·卷五百二·邦计部·平籴门》）。元和元年正月，制云：岁时有丰歉，谷价有重轻，应令天下义仓，各逐稳便收贮，以时出粜（《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于此可见，中唐以后之义仓与常平仓，殆已完全合流。迄唐末叶，屡移义仓粟于军国之用（如太和三年十一月南郊赦文：自沧景用兵，所至逐急，须借诸州常平、义仓斛斗，权充军粮，宜令度支勘计，速遣收籴，填数奏闻。见《全唐文·卷七五》），此象征义仓制之衰落，与隋末后先一辙矣。唐代建仓之数既多，故设仓曹、司仓参军掌公廨、度量、庖厨、仓库、租赋、征收、田园、市肆之事。唐鉴于隋开仓手续过繁之弊，故令开仓决定之权，得由地方官自行斟酌，如遇水旱，州县长官与采访使勘会量事，得专达开仓，救济讫，乃分析具数奏闻，并报户部（见《唐六典·卷三十》及《册府元龟·卷五百二》）。至于贷粮之数，规定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二石，七口以下三石，给粟准米计折（永徽二十二年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