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初有官设酒坊，至开皇三年乃罢之（《隋书·食货志》）。唐初循隋制，对人民酿酒不加干预，但于岁歉时，有暂时禁酤之令。如肃宗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廪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非光禄祭祀、燕番客，不御酒（《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安史乱后，乃行榷酒，其形式可分为酤户、酤肆、榷曲、榷酒钱等。

一、酤户。代宗广德二年，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此外不问公私，一切禁断。大历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纳钱并充布、绢进奉（《文献通考·卷十七·征榷考》）。

二、酤肆与榷曲。建中三年，置肆酿酒，斛收值三千（《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会昌六年，扬州等八道州府，置榷曲或置官店酤酒。榷曲者为扬州、陈许、汴州、襄州、河东五处，而浙西、浙东、鄂岳三处，则置官店酤酒（《文献通考·卷十七·征榷考》）。贞元二年，禁京城、畿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独淮南、忠武、宣武、河东榷曲（《新唐书·食货志》）。(www.daowen.com)

三、榷酒钱。元和六年，罢京师酤肆，以榷酒钱随两税青苗敛之（《新唐书·食货志》）。元和十二年，令凡已配纳榷酒钱之处，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文献通考·卷十七·征榷考》）。综观上述各项，可知代宗时行酤户法，按三等征税；德宗时，设官店专卖，贞元间，并分区行酤肆、榷曲之制；宪宗时，复将酤酒钱均摊于青苗钱之上。迄后唐明宗时仍行此制，大和八年，天下榷酒为钱百五十六万余缗（《新唐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