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之风大盛于中唐以后，建中元年，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之，为茶税记载之最早者，但行之未久，曾因泾原兵反，竹、木、茶、漆、铁之税皆罢（《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贞元九年正月，再征茶税，定税率百分之十，每岁钱四十万贯（《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考》）。嗣官府更一度自设茶园与茶焙制茶（《玉海》云：宪宗元和十四年八月乙亥，归光州茶园于百姓）。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长庆元年，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盐铁史王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两。文宗时，王涯又改变征税旧法，官自设茶场，置榷茶使，徙民茶树于官场。旧有储积，皆使焚弃，但引起人民疾怨，故继王涯而掌户部之令狐楚仍复旧制。武宗时，茶税益重，而走私亦愈多，诸道复置邸，以收额外之税。为缉私茶起见，政府复设严刑以临之，种种弊害由是而生。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著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庐、寿、淮南皆加半税，天下茶税增倍（《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