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初仍周之制，置盐坊、盐池、盐井，禁民私采，旋即罢之。由是民间自由煮卖。唐初亦循隋制。故本期盐之自由产销，约经百年之久。至开元元年时始检校盐课，设置盐屯，依式收税（《唐会要·卷八十八》）。天宝至德间，盐税每斗十钱，后政府自于河东盐池、幽州、大同等处设有盐屯，从事制盐。据开元二十五年，仓部格云：蒲州盐池，令州司监当租分与有力之家营种之，课收盐。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万石。又屯田格：幽州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满二千石八百石以上，准营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横野军盐屯，配兵五十人。川黔尚有井盐，此诸国营盐区，达数百处，均由度支部管理。

肃宗乾元元年，第五琦改行专卖制，盐之制成悉由政府特许之亭户（盐丁）为之，私人制贩，视为走私，由是将盐价加至每斗一百一十。唐代缉私之律甚严，贞元中，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元和中，则并坐及坊市居邸主人。代宗时，刘晏以盐吏多则州县扰，支出多，税收减，兵费不继，因创“就场征税”之制，于产盐区域置盐官，收盐户所制盐，付之盐商，免除州县通过税，任商流通，而于僻远区域商远不足处，建置常平盐十三所。政府以贱价贮盐，遇商绝盐贵时，则平价出售，以济不足，并保持盐价一定之标准。此制在财政上获得甚大之成功，大历末年，收税款六百余万缗，居国赋总收入之半（《新唐书·食货志》）。建中间，刘晏罢相，盐政渐坏，积弊丛生。德宗贞元四年，盐大增价，江淮盐每斗三百一十，河中两池盐每斗三百七十，顺宗以后稍减。顺宗时，李巽曾一度整理盐政，收入又较刘晏时增加三倍，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整顿之后，税收自六百五十万增至一千九百九十万（《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自是以后至大中间，均循旧法，鲜所改作。中和以后，藩镇势强，盐税所入多为州郡所擅，政府财用益困。(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