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前所论，可以显明表出本期商业状况有种种特征。自一方面言，国内外贸易与商业行政诸端，较之魏晋固大有进步，即方之两汉抑又过之。吾人倘忆及三国、南北朝间经济逆转时代，生产萎缩，交易停滞，信用冻结，货币制度瓦解，故当时商业已大部失其活力。洎东晋南渡后，南方经济再建，商业重新荣茂，故晋人乃发“为都有专市之贾，邑有倾世之商，商贾富乎公室”（晋《傅子·检商贾篇》）之论。而鲁褒亦深致慨叹于“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晋书·卷九十四·鲁褒传》引其所著《钱神论》语）。于此可见，崇拜金钱又复汉代之风尚。而自东晋以后迄于隋唐，商业遂依于经济之发展，日积月累，其势益张。自另一方面观察，本期商业之特征，可就官吏与商业之结合及抑商政策之式微等加以阐明。当北魏初期，官吏无俸，故多兼营商业，厚自奉养，因此造成商业与政治之混合。魏时，有荥阳郑云谄事长秋卿刘腾，货紫缬四百匹，得为安州刺史。除书旦出，云往诣封回，坐未定，云问回：“安州兴生，何事为便？”回曰：“卿荷国宠灵位至方伯，虽不能拔园葵，去织妇，宜思方略以济百姓，如何见造问兴生乎！”（《北史·卷二十四·封回传》）。

隋唐间，官吏之参加商业竞争者，相率成风，视为故常，故公主之室、勋贵之家，放息出举，追求什一（《旧唐书·卷七十八·高季辅传》），比比皆然。更有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职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文苑英华·卷四二九》赦书《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高官厚禄者，既优为商贾之事，下至郡县吏掾共为货殖，放债侵人，割剥黎庶（《唐会要·卷六十九·县令条》），更无论矣。

中唐以后，藩镇割据，诸道节度使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唐会要·卷八十六》）。官吏借军政紊乱，以经商殖财，实为国政不纲恒见之事。官吏营商之风既盛，故玄宗天宝九年，有禁止郡县官吏货殖放债之令（见《唐会要·卷六十九·县令条》）。武宗会昌五年，更重申衣冠、华胄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之禁（前引《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观此益见不肖官吏在商业方面之跋扈，已形成政治上之严重问题。此风既成，宜颁重典，否则断非一纸赦书所能遏止，此又常识所可判断之事也。(www.daowen.com)

商业兴盛，故富商势力膨胀，动摇国本，震撼人君，因而抑商之令又起。但隋唐之间，尚未有如汉代系统之抑商理论与政策，其稍与商人以不利者，仅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文献通考·卷二十八》）。唐亦有工商杂类，无预仕伍，工贾异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者有罚（《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之规定。然此种限制工商参加选举之令，究不足以杜绝商人加入仕途。盖国营经济之经理，财政政策之推行，借助于商人之处独多，而唐时南朝门阀之制已息，自由经济之风转盛，虽有限制亦属徒然。观此可见本期抑商法令效力甚为微弱。中国古代抑商思想至是不绝如缕，而抑商政策之式微，实为启导国民经济自由竞胜之表征，是以中唐以还，商业势力日臻焕发，对外贸易凌励无前，良非偶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