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版图辽阔，中国与外国之水陆交通路线遂形增加。唐史所记国际交通之道凡七，当系指最重要通行大道而言，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句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纥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新唐书·地理志》）。以上诸道，乃通印度、阿拉伯、南洋群岛、安南、暹罗、日本、朝鲜诸国者，兹参以他籍综合考察，当日国际交通情形如次（关于唐代国内外交通之著书，唐德宗时贾耽有《皇华四达记》与《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其书均佚）：

一、中国与高句丽、日本交通路线。

1.高句丽。汉时高句丽内属中国，汉末中国内乱不遑外骛，高句丽遂离中国自立。三国时，魏遣毋丘俭击高句丽，大破之。建安时，曾于高句丽设带方郡，置太守以治之。故中国与高句丽及其邻国间交通至为密切，由魏至高句丽，或经陆路，或由渤海泛舟北航，均可达到。而吴孙权亦曾派人，由江苏航海以至高句丽（见《魏志》）。

南朝间，历宋、齐、梁、陈，高句丽俱贡献于中国。如晋安帝义熙九年，高句丽王高琏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晋以琏为使持节，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宋武帝践祚加琏镇东大将军，余官并如故（《南史·卷七十九·高句丽传》）。

隋唐数次征高句丽，自贞观以后，高句丽累世遣使入贡，与中国往来甚密。自中国至高句丽，有水陆二路，陆路经营州入安东道，水路由登州航海。《新唐书》所记自登州泛海至高句丽之海程甚详，《新唐书》云：自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壖，过清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绿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乘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达渤海之境，又溯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句丽王都。又东北溯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新唐书·卷四十三下》）。

2.倭（日本）。三国时，北方之曹魏数与日本有使节往来。魏明帝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卑弥呼遣难升米、都市牛利等至带方郡。太守遣人送至魏都洛阳，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魏明帝乃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任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并遣使报聘。魏废帝齐王芳正始四年，倭王复遣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至魏，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衣、丹木犭付、短弓矢等物，魏任掖邪狗等为率善中郎将。于正始八年，乃由带方太守王颀遣塞曹掾史张政等，赍往倭国。正始八年，倭女王卑弥呼因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故遣倭载斯、乌越等至带方郡，说互相攻击状，故带方太守王颀因遣张政等，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之便为檄告谕之。卑弥呼死，立其宗女壹与为王，张政等赍诏书、黄幢至以太守王颀之檄告喻壹与，壹与乃遣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送献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大青珠及杂锦等物。观此可见，自魏明帝景初二年起，至魏废帝齐王芳正始八年前后十年间，倭国遣使至魏朝贡献者凡三次，至带方郡者一次，而魏使之往倭者前后亦二次（以上俱见《魏志·卷三十·东夷传》）。

时南方之吴亦有远通日本之举，但未成而还。（事在孙权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在海中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见《三国志·卷四十七》。）

南朝刘宋时，倭国王曾遣人上书表，献方物，册封倭国王，中倭关系自宋至齐梁迄未间断（《梁书·倭国传》）。当时梁史所记倭国位置及里程綦详。《梁书·倭国传》云：去带方二千余里，大抵在会稽之东，相去绝远。从中国到带方，再从带方至倭，循海水行，历韩国，乍东乍南，七千余里始渡一海；海阔千余里，名瀚海，至一支国；又度一海千余里，名末卢国；又东南陆行五百里，至伊都国；又东南行百里，至奴国；又东行百里，至不弥国；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马国；又南水行十日，陆行一月，至祁马台国，即倭王所居。所经一支、末卢、伊都、奴、不弥、投马、祁马台等国，大都属倭国。倭附近小国尚有侏儒国、黑齿国、裸国。据《南史·卷七十八》载，离倭国四千多里，在倭国东北七千多里有文身国，再东行五千多里又有大汉国，再东止于扶桑国，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多里，南齐永元元年，有沙门慧深从扶桑来至荆州云。

至隋而中倭交往，经由朝鲜者已数见。开皇十三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称（即推古女皇）遣使诣阙。大业三年，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渡百济，行至竹岛（即珍岛，在朝鲜全罗道南海中），至一支国（壹歧岛），又至竹斯国（筑紫山），又东至秦王国。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隋书·倭国传》）。所谓秦王国，乃中土秦人所建之国。据《日本国志》云：秦人弓月，以应神帝十四年（晋武帝太康四年），自百济来归，自言是秦始皇后，弓月祖即太子扶苏，扶苏被杀，其子阴率徒属渡辽，君其地。即辰韩。（《韩国沿革史》谓辰韩言语似秦人，故亦称秦韩。）后弓月为旁邻侵略，属于百济，遂合部众来此，日本处之竹斯国东，号秦王国。

唐贞观五年，倭国遣使贡方物，太宗遣使抚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倭国传》）。其至中国路线初经朝鲜，后因新罗梗道，乃改由本国直航江南明、越、扬、苏诸州登岸（《新唐书·卷二百二十·日本传》）。自开元至贞元间，日本与高句丽数次遣学生留学中土。当时中日间航线大概分南北两路：北路称为渤海道，经壹歧、对马，通过朝鲜之南畔与眈罗国（济川岛）之间，到现今之仁川附近，由此或直横断黄海，或沿朝鲜半岛西岸，及辽东半岛东岸，横断渤海口至山东上陆；南路则南下筑紫西岸，经南岛，横断中国东海，而达扬子江口。更有由筑紫之值嘉岛附近，横渡中国东海，达于长江口者。大概唐代中国与日本交通，系利用季节风，夏季由中国往日本，冬季由日本来中国。

二、通西域陆路。西域与中国交通，汉末以后因战争，时有梗阻，惟十六国时亦曾恢复。后秦苻坚当国时，建元十七年春二月，鄯善王及车师前部王皆来朝，大宛献汗血马，天竺献火浣布，羌抑摩献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晋书·卷一百三十·苻坚·上》）。(www.daowen.com)

通西域陆路，自汉末迄唐时，已有变迁。大概三国以前有两道，三国以后则于原有中南二道之外，新辟北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庐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三国志·魏志》注引《魏略·西戎传》）。《魏书·西域传》并记其道途里数云：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从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

三国以后，三道情形以《西域图记》所载最详，记云：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森国，达于西海（地中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鲁、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引矩撰《西域图记序》）。

唐时自西安至西域之道，据《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所记，安西（今库车）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渡口在今库车城西六十里）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今赫色勒沙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今赛喇木），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今拜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今阿克苏），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今塔里木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今阿克苏河上游）、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境之胡芦河（今托什干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今乌什）。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拨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今锡尔河上流），又西北渡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乏驿岭上诸小湖），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今吹河），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健城，又五十里至怛罗斯城，由此西进可到波斯大仓（阿拉伯）直达西海之滨。又据史记，贞观二十一年，北荒平，铁勒诸部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克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云。

三、中国至印度之陆路。自中国至印度之陆路，其最主要者，为自河西出发，向西行经安西都护府，过葱岭至帕米尔高原，南行至今阿富汗，沿加布尔河东行而达印度。此为自晋至唐间，中国至印度最通行之路。惟其所循由之处，往往不一。此外，尚有次要之路。第一为交趾道：为由安南以达天竺之道，该道由桂州南行，抵安南。自此分为三路：一为海路，由安南沿海道西南行，经过占婆、真猎由缅甸入印度；二为河路，由安南取道内河而西，盘旋屈折而至东印度；三为陆路，由安南取道山路而西，越印度支那山脉，经过暹罗北部及缅甸而至东印度，此路崎岖难行。第二路为吐蕃道：由青海入西藏，经尼泊尔（尼泊罗）入印度。唐贞观中，卫尉丞李义表奉使入天竺，即取此道。此路后为吐蕃所阻，唐文成公主嫁吐蕃时，一度得通。第三为滇缅路：由云南经缅甸入印度。晋时僧人慧叡由之，此路因被南诏所阻，故罕通。【按：梁启超考证，自河西出发经西域通印度之路有三：其一西域渴盘陀路，即今塔什尔干为葱岭正脊，西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以达迦湿弥罗，为晋唐间最通行之道。（甲）经疏勒：元魏宋云惠生等出归，皆遵此路；刘宋云无端，出时遵此路。（乙）经子合：晋法显出时，遵此路。（丙）经莎车：唐玄奘归时，遵此路。其二西径于阗旧路，不经葱岭正脊，从拉达克度岭直抄迦湿弥罗，为一捷径。晋僧绍、宝云遵此路。其三西域天山北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经撒马罕，以入阿富汗。玄奘出时，遵此路。】

四、西南海上交通路线。西南海上交通，包括对印度、阿拉伯、波斯、南洋群岛，远及大秦诸邦。南北朝间，北方为胡族所据，南朝未能经陆路以通西域诸国，由是河、陇夐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断（《宋书·卷九七》）。因此积极开发西南海上航线，以谋与印度、阿拉伯、波斯诸国直接交通，加以南朝佛教盛行，中印教士、商人往还于孟加拉湾、南海间日密，故海上交通尤称频繁，有时且远及大秦。三国至南朝间，西南海上交通大抵以交趾为中西联运枢纽，时交趾以西大秦诸国东航者多经交趾。吴黄武五年，商人秦伦自大秦来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使诣孙权，权问方土俗谣，伦俱以对，权遣会稽太守刘咸送伦，咸于道病故，伦乃径还本国（《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传》）。梁时，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梁书·卷五十四·海南诸国传》）。隋大业三年，炀帝遣使通赤土（今马六甲或苏门答腊），六年，赤土遣使来朝贡。此外婆利（马来半岛东北境）于大业十二年，真腊（今安南之西南）于大业十三年，先后来朝贡。

唐时与印度、阿拉伯（大食）间之交往渐繁，当时中印航线及中阿间里程，比较详明：

1.中国至印度航线，由广州泛海，经过占婆而至末罗游（今苏门答腊）或阇婆（爪哇），自此分为二路：一因便舟而行，经过爪哇之巽他海峡，直航狮子国（锡兰）；一乘便舟西北行，经过苏门答腊之马六甲海峡，寄航于裸人国（今尼古巴群岛）而至东印度海口之耽罗栗底（今孟加拉恒河口之加尔各答城）。

2.大食在唐时为西域大国，臣波斯，兼并葱岭以西诸国，其兵力数侵中国，故与中国商业关系尤为密切。此时中国船舶多直航波斯湾，阿拉伯商人之运货东来者，亦附载中国船舶。【按：见阿拉伯人苏来曼（Sulayman）著《故事之铰链》。苏氏于唐宣宗大中间，游中国、印度，归而作《东游记》以记其行；后梁末帝贞元二年（公元916年）阿卜雪德哈散（Abuzaid Hassan）复作注补，以广之；1718年法人雷脑多（A.E.Renaudot）译成法文。】中国与阿拉伯之航线，系由中国南海西航至波斯湾。《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叙述广州至大食诸国路程云：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行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又一日行，至古笪国。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两日行，至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峡，番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祗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国西则哥谷罗国。又从葛葛僧祗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又北四日行，至狮子国。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西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狖国，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狖国。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狖国北入于海，又自提狖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刺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刺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刺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小国六七，至没巽国。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歌磨难国。又一日行，至乌刺国，与东岸路合。西域有陀拔思单国，国在疏勒西南二万五千里，东距勃达国，西至涅满国，皆一月行，南至罗刹支国半月行，北至海两月行。罗刹支国东至都槃国半月行，西至沙兰国，南至大食国皆二十日行。都槃国东至大食国半月行，南至大食国二十五日行，北至勃达国一月行。勃达国东至大食国两月行，西北至歧兰国二十日行，北至大食国一月行。河没国东南至陀拔国半月行，西北至歧兰国二十日行，南至沙兰国一月行，北至海两月行。歧兰国西至大食国两月行，南至涅满国二十日行，北至海五日行。涅满国西至大食国两月行，南至大食国一月行，北至歧兰国二十日行。沙兰国南至大食国二十五日行，北至涅满国二十五日行。石国东至拔汗那国百里，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罽宾国在疏勒西南四千里，东至俱兰城国七百里，西至大食国千里，南至婆罗门国五百里，北至吐火罗国二百里。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南至石国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千五百里。史国在疏勒西二千里，东至俱蜜国千里，西至大食国二千里，南至吐火罗国二百里，西北至康国七百里。【按：《新唐书·地理志》附贾耽对边州入四夷道里详考，文中诸地名，后德人希尔特（Hirth）与法人伯希和（Peliot）二氏考证颇详。】

五、中国与南洋群岛国交通线。当时南洋诸岛国，如占婆（今法领安南）、真腊（今法领柬埔寨）、扶南（今暹罗）、婆利（今婆罗洲）、阇婆（今爪哇）、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等国，均已先后入贡与中土交易无间，而前述各航线又大抵经过各岛。

六、中国大秦间交通线。隋唐史所称之拂菻国，即《后汉书》之大秦。中国与大秦间，贞观时两国偶一通使，后数次来朝，可视为波斯湾以西航线之延长。惟事属偶然，故在交通上之意义不大。大秦，《唐书》称拂菻国，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隋炀帝尝使拂菻，竟不能致。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乾封二年，遣使献方物。大足元年，复遣使来朝。开元七年正月，其王遣吐火罗大首领献狮子、羚羊各二云（《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拂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