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在前此之经济逆潮期内，兵戈云扰，戎马生郊，良田芜化，不可胜原。惟每当政治小康之际，为政者尝勠力经营农业，倡行水利，期固国本，而足民食。如三国之时，北方水利修复颇多，南方亦然。西晋统一后之二十年间，中国全部农业顿获苏息之机会。东晋南渡，中国民族虽败未溃，尚能继续经营南方。元魏统一河淮，结束北方纷争之局，百年之间政治平定，遂得再建关中沿河区域之农业。由是可见，隋唐以前中国经济虽遇重大创伤，但重农之政未完全中断，农田水利建设亦有足称者在。分别观之：

三国之时颇多循吏，均以肆力畎亩倡导农业为时所重。如魏之杜畿、梁习、苏则、郑浑、王昶、徐邈；吴之华核、陆逊；蜀之法正。吴孙权父子且亲自受田，示与众均劳。诸葛亮在蜀益重水利，于都江设堰官，以堰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水经注·卷三十三》）。晋太康以还，数下导耕之令。而自三国至晋，所建之水利不一而足，其较著者有：济阴太寿陂（《魏志·夏侯淳传》），沛郡郑陂（《魏志·郑浑传》），豫州鄢汝新陂（《魏志·贾逵传》），河北戾陵遏（堰）车箱渠（自蓟西北达昌平，东尽渔阳潞县，所润四五百里，溉田万余顷，见《水经注》载《刘靖碑文》），淮阳及百尺二渠（渠长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见《晋书·宣帝纪》及《晋书·食货志》），陕南成国渠与临晋陂（《晋书·食货志》），荆州杜父水道（浸田万余顷，见《晋书·卷三十四》），晋陵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见《晋书·卷七十六》），会稽勾章陂（《晋书·卷七十八》），扬州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堰（见《三国志·卷十五·魏志·刘馥传》）。就中扬州诸陂为江淮间一大水利工程，其事并见于《水经注》《太平寰宇记》《三国志旁证》等书。（《水经注·卷三十二·肥水注》云：肥水由东北经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里许，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太平寰宇记》云：茹陂在光州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刘馥兴筑，以水溉田。七门堰在庐州庐江县南百一十里，刘馥为魏刺史，修筑，断龙舒水，溉田千五百顷。吴陂塘在舒州怀宁县西二十里。《三国志旁证》引《刘敞七门庙记》云：嘉祐二年，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者，问于居人，其田溉几何？曰二万顷。考于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观于上述河淮江汉之间水利兴修，所在多有，于当代农业颇具显效。

北方经济破坏之厄运，始于永嘉之乱，此次大乱续延至五十年之久，至苻坚主政二十年间始稍稍苏息。自苻坚南征溃师至北魏兴起，中间约经五十年，是为沮渠蒙逊、赫连勃勃等所酿成之经济破坏时代。总计两度混乱之局，前后约经百年。直到元魏建国统一北方之后，乃积极从事北方经济之再建（据《晋书》所记石勒、慕容廆、慕容皝、苻坚、姚襄均有劝课农业之举，获有部分成效）。自太武、文成诸朝均以重农为急务（《魏书·食货志》）。而孝文帝尤为注意，如孝文帝延兴二年，诏工商杂伎尽听赴农，诸州郡课民益种菜果；延兴三年，诏牧守令长，勤率百姓，无令失时，同郡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之内终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太和元年，诏今牧民者，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蚕妇内勤，若轻有征发，致夺民时，以侵擅论，民有不从教，怠于农桑者，加以罪刑（《魏书·高祖纪》）。凡此农政措施，颇与汉初重农政策精神相仿，迄于齐周流风未坠。如西魏之苏绰，为倡农业政策之人，劝课农桑最力，责牧令守长尽力农事，戒饬部人少长悉力，男女并功，若采汤救火，寇盗之将至，使农夫不失其业，蚕妇得就其功（见《北史·苏绰传》）。当时北方大姓之未经南迁者（关中大姓韦、柳、裴、杨、杜，山东大姓崔、卢、李、郑，永嘉乱后尚留北方），对于北方农业之复兴亦多所致力。(www.daowen.com)

此外，在农事研究方面，自秦汉以来，即有农艺之书（《汉书·艺文志》列农九家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其中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号称西汉以前之作，合其他凡百四十一篇皆不传。《开元占经》称有神农书与神农占，前者记谷物种植与收获之季节，后者记谷物长育与气候之关系。又《吕氏春秋》有《上农》篇述重农之政，《任地》篇论土壤，《辨土》篇论耕地分划及耕种之法，《审时》篇论气候对于农业之影响，此均魏晋以前之作）。至于本期，则有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之《齐民要术》，凡九十二篇，号称巨著。其书内容于播殖五谷，畜字六扰，区灌蓏蔬，栽树果实，条贯时宜，靡不该载（引《齐民要术·王廷相后序》语）。观其援引之博（如《氾胜之书》，崔寔《四民月令》《杂五行》《占候》《食经》及史传、杂记不下百余种），实为一代农事研究集大成之书，于当代农业实务贡献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