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初田地制在形式上循周、齐旧制，无所改作。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隋书·食货志》）。隋所规定之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给公用（《隋书·食货志》）。但以上法令实际上未能完全执行，乃由于北魏均田制颁发以来，至隋已历约百年，人口孳乳较魏增加甚大（《文献通考》称魏户五百万，隋户八百九十万，口约四千六百零一万，增加率约百分之一四）。故开皇九年时，京畿及三河地少人多，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依当时垦田与人口之数，平均每人应得一顷二十亩强）。由此可见当时田地不敷分配之情形。另一方面，则当时贵族勋臣占田已非政府一纸法令所能限制。时太常卿苏威建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之田以给民。王谊奏曰：百官累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见《隋书·卷四十》）。故杨素贪冒财货，营求产业田宅，以千百数（见《隋书·杨素传》）。此亦均田制未能实施有效之反证。均田制至隋，既仅存虚文，迄于唐初，则对此虚文亦不得不大加修改矣。考周秦六尺为步，百方步为亩。唐制：度田以步，五尺为步，其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授田之制，丁及男十八岁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授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受，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新唐书·食货志》）。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新唐书·食货志》）。又，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袭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旧唐书·食货志》）。

开元时，对于平民授田之法，有所补充。即：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官户授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凡给口分田皆从近便，居城之人本县无田者，则隔县给授，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唐六典》）。诸因王事没落外番不还，有亲属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还之日，身分地勿追，其因战伤及笃疾残疾者，亦不追减，听终其身（《通典·卷二》）。

从令文观之，对于各方面规定均称周密。但“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徙宽乡，可“并卖口分田”，则知对于所分田地买卖虽有若干限制，但已公然认为合法。此与元魏均田“得卖所盈、不得买过不足”，北齐授田“不听卖易”之原则有异。据《旧唐书·地理志》所记，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计帐，人户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一十三亩（按人口计，每人受田约三十亩），若依前引《隋书》所记垦田五千余万顷计之，可知尚有田四千万顷为非授于官者。

以上为对于一般平民之“授田令”，但贵族官吏则另有特殊规定，视品级而定授田之多寡。大概分永业、职分田二种，而事实上皇帝赐予勋臣之田宅及官吏之自由兼并亦无甚限制。

一、永业田。唐对贵族采崇以爵等食其租封之制，故赐之以永业田。开元初年，按下列等级授田：亲王以下有永业田百顷；职事官一品六十顷；郡王、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国公、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公、职事官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职事官四品十二顷；子、职事官五品八顷，男、职事官从五品五顷；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武骑尉六十亩。散官五品以上给同职事官（《新唐书·食货志》）。上柱国以下武官，自三十顷至六十顷各有差。所授之田由官府代收租课，有时无田可授，则按等给粟（每亩二斗）。此项永业田，终身世袭，传之子孙（《唐六典·卷五》）。

二、职分田。唐制，供职京内外官吏授以职分田，收取佃租，以佐俸禄。据武德元年十二月制，其等级如次：一品职分田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皆给百里内之地。雍州及外州诸州都督、都护、亲王府官，二品十二顷，三品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镇戍、关津、岳渎官五品五顷，六品三顷五十亩，七品三顷，八品二顷，九品一顷五十亩，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六顷，中府五顷五十亩，下府及郎将五顷，上府果毅都尉四顷，中府三顷五十亩，下府三顷，上府长吏、别将三顷，中府、下府二顷五十亩，亲王府典军五顷五十亩，副典军四顷，千牛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备身三顷，折冲上府兵曹二顷，中府、下府一顷五十亩，外军校尉一顷二十亩，旅帅一顷，队正、副八十亩（《新唐书·食货志》）。(www.daowen.com)

此外，尚有一种“公廨田”，以供官吏办公费之需（后或设“公廨本钱”以代之）。开元时，京外诸司公廨田之规定：京外大都督府四十顷，中都督府三十五顷，下都督、都护府上州各三十顷，中州二十顷，宫总监、下州各十五顷，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六顷，上牧监、上镇各五顷，下县及中牧、下牧、司竹、中镇、诸军折冲府各四顷，诸治监、诸仓监、下镇、上关各三顷，互市监、诸屯监、上戍、中关及津各二顷（其津隶都水使者则不别给），下关一顷五十亩，中戍、下戍、岳渎各一顷，京师司农寺二十六顷，殿中省二十五顷，少府监二十二顷，太常寺二十顷，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顷，太府寺十六顷，吏部、户部各十五顷，兵部、内侍省各十四顷，中书省、将作监各十三顷，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顷，尚书都省、门下省、太子左春坊各十一顷，工部十顷，光禄寺、太仆寺、秘书省各九顷，礼部、鸿胪寺、都水监、太子詹事府各八顷，御史台、国子监、京县各七顷，左右卫、太子家令寺各六顷，卫尉寺、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太子左右奉坊各五顷，太子左右卫率府、太史局各四顷，宗正寺、左右千牛卫、太子仆寺、左右司御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监门率府各三顷，内坊、左右内率府、率更府各二顷（《通典·卷三十五·公廨田》）。

职田租率，据开元十九年定制，职田租价无过六斗，地不毛者二斗（《唐会要·卷九十二》），公廨田收入当亦相等。由斯可见，唐代田地之大部为贵族官府所有，而当时官吏寺院所占之田，或更超过此数；贵族、官吏、寺院既拥有大量田地以供平民佃耕，足证平民之自无田地者为数必众。是以严格言之，唐代田地制乃为完成北魏以来百数十年间均田制之崩坏过程。法令既不克全行，而尚维持此原则者，则以均田主义在民间久已有深厚之信仰，故为政者对之极表尊重。观于高宗永徽中及开元二十三年、天宝季年，三次诏令禁止卖买世业口分田，可觇政府之意向所在。但大势已去，虽有严峻之罚，于现状毫无补救。武宗时，政府竟举行卖田以自毁其令，可见积重难返之倾向。向之授还之制，既不能行，自由兼并遂为无限之发展矣。

此种兼并风尚，至天宝“安史之乱”后而益剧。盖中唐以后，政治窳败，田地集中，民生愈困。德宗时陆贽论之曰：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亩之地，号曰一夫，盖以一夫授田，不得过于百亩也。欲使人无废业，田无旷耕，人力、田畴二者适足，是以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谓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殊，乃至于斯。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穑人安得足食，分廪安得广储，风俗安得不贪，财货安得不壅。陆氏之言，说明农业地租之复活，且田租重于官税者二十倍之高，足见自北魏之均田制形式，至此遂完全不复存在，而田租恢复后，且继长增高，漫无纪制矣。

唐代均田制之分解，为中古国民经济史上之重大事件。盖均田制度使国民有利用耕地之均等机会，足以减少田地垄断。殆斯制破坏之后，仍恢复自由田地之制，自中唐以至今日，尚无根本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