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创化之大运，初盛于春秋战国，而秦汉实集其功，再盛于魏晋南北朝，而隋唐复总其成。本期民族创化之义既彰，斯民族之容量益宏；民族之容量日宏，则民族融和浑同之效愈著。

自五胡之乱起，迄于南北朝对峙，中国民族大势初期为胡强汉弱，后期则汉盛胡衰；大势好转，狂澜竟挽，斯乃中国制度、学术之伟大潜力所致，而究其机运，实启于北方大乱之际。溯自刘渊父子师事崔游，习《诗》《书》《易》左氏《传》，石勒置博士（石勒立大学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勒尝云：十六国君长相率褫毡裘，袭冠带。见《晋书载记》），慕容廆及其子皝，俱折节读书，苻坚亦崇儒术，广修学宫，诸经立博士，可知北方云扰之时，中国学术尚未竭绝。北魏拓跋氏，受中国教化尤深，遂改汉姓（自以出自黄帝以土德王，土为万物之元，故姓元氏）。魏孝文自代迁洛，典章法制悉规中国。时南齐王肃北来，躬行率教，由是禁胡服，屏北语，崇中国制度、学术，奖励胡汉通婚，衡量均遵周礼（时胡人易汉姓者，凡一百八十姓）。北魏立五经博士，有士生员三千余人，其经术湛深者，有崔浩、高允、卢玄、李安世、李冲、郭瑀诸人（《魏书·文帝纪·官氏志》）。故王通称，元魏受先王之道而帝之，魏分东西至于齐、周，流风未息。北齐文宣时，高洋礼聘经师李铉、马敬德等授皇太子诸王经术，任名儒杨愔以政。武成帝时，以士人为县宰，儒林称盛。北齐之律，远遵汉魏，颇称完备。西魏任苏绰、卢辩为政，远绍姬周。苏绰于文帝大统十年，制六条诏书，依周礼定官制，为隋唐官制之所昉（六条诏书云：一先治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讼狱，六均赋役，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仕。绰又与宇文泰共编中兴法令五卷，颁行天下，见《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北朝沾中国教化既深，而汉魏文物留存于河西陇右者亦盛。故隋之贵宦世族，系出北方者甚众（参林宝《元和姓纂》）。而唐初开国名卿之属于番姓者亦夥（如李靖、房玄龄、长孙无忌、宇文融、令狐楚等）。唐太宗尝自言，夷狄亦人耳，对于夷狄爱之若中国，故其种落依之如父母，斯其效也。

本期民族创化事业之盛，植基于征伐与教化之上（民族创化以攘夷为旨，故反侵略，以仁义为主，故非侵略）。征伐之事已见于前章，自东北至于西域，诸国多宾服，其顽梗不廷者，则殄夷之，无所姑息，其动机纯本于民族大义。（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平沙陀突厥，灭薛延陀铁勒，自为诗勒石于灵州云：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至于教化外族，其义甚高，其事綦繁，综其施政不一而足。即向化者处之以地，贤能者任之以职，僿野者率以教化，匮乏者施以赈恤，又申之以婚姻，约之以政刑，然后诸外族怀中国之德教，后先内向。或徙居内地，或遥被教泽，易姓改俗，语文从同，礼乐衣冠，规仪上国。爰揭事例数端，以明其旨。

一、向化者处之以地。中国传统国策对于征服之外族，不以攘斥为务，而使内徙，化为齐民。隋代四夷入居中国者渐众，唐初突厥颉利可汗降有众十万，自请处胜夏之间，太宗曰：夷狄亦人耳，与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可使为一家。贞观三年，户部奏中国人自塞外归及四夷前后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贞观四年，徙突厥部众于幽州、灵州。总章元年，移高句丽户二万八千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唐会要·九十五》）。武宗会昌初，徙回鹘部众于云朔诸州，迄于开元天宝之际，契丹突厥内附者众。凡此足见：外族内徙实为当时民族导化之国策。彼等既居中国，其经济生活内容逐渐充实，生活水准日益提高。

二、贤能者任之以职。唐代享国日久，对外族向化者任贤使能，视同中国。唐初突厥诸部落降者，太宗令拜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者百余人，入居长安者万家（《资治通鉴·唐纪》）。开元九年，授大食贡使和萨为左金吾卫将军（冯承钧译沙畹《西突厥史料·引》）。开元十四年，拜大食使苏黎满为果毅（《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五》）。天宝十二年七月，授大食酋二十五人为中郎将（《西突厥史料·补引》）。

肃宗时，安史之役回纥助平大乱，其豪酋居京师至千人。李德裕云：回纥之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棋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其翎侯贵种，则被我文缋，带我金犀，悦和音，厌珍膳（见《李文饶文集·幽州圣功碑序》）。德宗贞元三年七月，检括留长安之西域王子使者，仰给鸿胪礼宾者悉授以职位，给薪禄为唐臣，凡得四千人（《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及《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

因此隋、唐二代，番人之仕于中国而置身显贵者，史不绝书。是以胡三省云：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资治通鉴·晋纪·太元二十一年注》）。而唐代宰相总数三百六十九人，凡八十九姓，其中出自番族三十二人，共十七姓。又三公、三师七十一人，以军功进者二十人，其中番姓约占半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其身为郡王公、大都督、大总管、节度使、刺史、光禄大夫，而有名姓可指者，史籍所记，殆四十余人。彼等位望既尊，其投资于田地及工商业，与内地无殊，其处境遂与中国人民经济同畴。

三、率之以教化。中国制度、学术，仪型东亚诸邦，故外人之学于中土者，项背相望。唐开成初，新罗遣侍子入国学，开成五年，其质子及年满学成归国者，共一百零五人（《唐会要·卷九十五》）。故新罗人之精研儒术，深通诗文者，颇不乏人。又西域诸国人之东学于中国者，亦多显学之士，于词章、技术、医学、哲理造诣颇深。彼辈俱属精神、劳动方面秀能之士，为国家所尊显。(www.daowen.com)

同时西域诸国擅长音乐技术于中国者，络绎相属，对于中国音乐之进步极有贡献。考西域自苻坚平龟兹以还，迄于北魏孝文之世，附化者众，而以高昌为盛。元魏之末，华人麹氏王高昌，其俗大化人民，遵行汉文，读中国诗书并立学官（《北史·西域传》）。

此外极东之日本，更西之波斯、大食、吐火罗诸国之人，留居京师，蜚声上国者，亦所恒见。中国之经济技术并已先越海传至日本（相传日本应神帝三十七年，帝遣阿知使主于吴，求缝工，得吴织、穴织等四女归，见日本人菊地武保辑《前贤故实·卷一引》）。此均外族人士向化中国所发生之善果。

四、约之以政刑。向化于中国之外国人民，其勇武任战者，则勒之为兵，使助征伐，唐代对外用兵深得彼等之助（其著者有高句丽人王思礼，肃宗时从郭子仪平“安史之乱”。百济部众从征吐蕃。靺鞨人李怀光，德宗时赴奉天之难。契丹部落从征吐蕃，平“安史之乱”。突厥部落从征高句丽。薛延陀、吐谷浑与高昌、西突厥，亦从讨高句丽，沙陀、突厥则从平安史，铁勒诸部落均从征高句丽，高昌、吐蕃并为中兴重镇）。此为归化外人服从中国军役之例。其在平时，则于平定诸邦，推行中国政制。《唐律义疏》云：诸化外人自相犯者，各依其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由是外族人民习于中国之政令、法律、租税、徭役等生活。高丽太祖王建，颁训要十条，诫其臣民，第四条云：我东方仰慕唐风，文武礼乐悉遵其制。宋人王谠云：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入河湟，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满左藏（《唐语林》）。可见西域诸国施政亦同于内地，据近人斯坦因（Stein）在敦煌所得唐代官文书之缣帛，其中有开元四年高昌交河县户籍簿，所记项目与中国内地同科。又其所发现之民间借券，俱受制于当地官府。

五、申之以婚姻。中外互婚为民族和同之所尚。本期上自帝室，下及人民，随俗雅化，婚媾互通，中外无禁。当时帝室之与外族通婚者，如元魏二十五位后，汉人居十一。周武帝娶突厥女为皇后（《周书·武帝·皇后传》）。隋文帝杨坚娶鲜卑族女生炀帝（《隋书·文帝纪》）。唐高祖李渊之母亦为鲜卑独孤氏（《唐书·高祖纪》）。太宗娶鲜卑女生高宗。至于帝室公主下嫁诸国者人数亦多（唐和番公主，始于宏化公主，终于太和公主，凡十五人，见《唐会要·卷六》）。由是诸番向化，四夷辑睦，中外平民之自相婚媾者，益属寻常。

依前所论，本期中国教化远被之域，则有东方之高句丽、新罗、百济、奚与契丹，西方之沙陀、党项、吐蕃、波斯与印度，北方之突厥、铁勒、回纥，南方之南诏，与海上诸邦。此诸外族向化之后，其本身之经济、政治、文化既大获改进，而中国民族注入若干外族之新血液与新气质，其所蒙之影响亦至深且宏，此如滔滔江汉，汇合众流，乃令水量与流速俱趋强化，其理有同焉。因此，唐之盛时乃成为亚洲诸国之共主。当贞观四年三月，诸番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玺书，赐西北方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番渠帅有死亡者，必下诏册立其后嗣焉（《唐会要·卷百》）。外国君长既多受天可汗之节制，故高宗乾封二年，封禅泰山时，突厥、于阗、波斯、天竺、罽宾、鸟苌、昆仑、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诸番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册府元龟·卷三十六》）。及高宗崩，乾陵之葬，诸番来助者众，武后录其酋长六十一人，各肖其形（《金石萃编》。又据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此项番酋石像，清末尚存，右侧竖立者二十一，倒者三，计二十四；左侧竖立者二十六，倒者十三，计三十九。合计六十三。各高五尺许，服装姿态一律。皆为短袖阔裙，腰间曳带佩剑，两手前拱云云）。迄于玄宗，其盛况不减。故《旧唐书》有云：开元中，烽燧不惊，华戎同轨，西番君长，越绳桥而竞款玉关，北狄酋渠，捐毳幕而争趋雁塞。象郡、炎州之玩，鸡林、鳀海之珍，莫不结辙于象胥，骈罗于典属，膜拜丹墀之下，夷歌立仗之前，可谓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康哉之颂，溢于八纮（《旧唐书·卷九·玄宗纪》）。横制六合，混同华夷。于斯为盛！

此际南观印度文化，由盛而衰；西瞻欧洲，正日尔曼民族播迁，经济疲惫，元气消沉之后，教会与诸侯共治欧洲，欧洲诸国之人民，方渡其半神半人之黑暗生涯（自南北朝至宋元间，西洋史家称欧洲为黑暗时代）。此殆我国古代哲人所谓“东方日中，西方夜半”者非欤？（威尔斯《世界文化史》称：当7、8、9世纪间，中国乃世界最安定与文明之国。时欧洲及亚洲西部之人民，方居于茅舍、荒城与旧堡之中，而中国人民则度其恬静、和乐与泛爱之生活。西方人之心灵正沉埋于锢蔽黑暗之神学中，而中国人之心灵，则光明开朗，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