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以来，政治涣散，经济逆行，时则军权偏重，守令多属军人，中央权力备受限制。隋建统一国家，力祛其弊，中央巩固，权力伸张。唐代因立“府兵制”而军权统一。此际中央政府对于州府限制，刺史自辟属吏，地方官吏悉由中央吏部铨选，由是政制明一，法纪尊严，秩序安定。帝国经济光复后，隋虽享国未久，然文帝勤政养民，国以富庶。炀帝经营四方，开辟运河事亦足称。唐代政治则以贞观为最盛，太宗革制度、任贤能，高宗继之，国力富厚，文事武功，俱称极盛，此政制明一，乃帝国经济进入国民经济第二盛期之先决条件。

唐代政治充满法治精神，尊人权，除奴婢。其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类，而以重人品、重等级、重责任，论时际、论关系、去贪污，定主从、定等式，重赔偿、重自首、避操纵等，为全体法之神髓。至今，欧洲法学家尚誉之为世界重要法系之最善者。其法律效能广被于中国，并东及日本，北至铁勒，西至葱岭诸国。

近人每目隋唐为封建政治，以其前期有封王，后期有藩镇，此说实误。考唐高祖受禅，广封宗室数十人为王。太宗既立，乃令疏属，降爵封为县，惟有功者为王，食邑少则三百户，多则千五百户，共封四十三人（见《旧唐书·卷五十七》）。时诸王不出阁，仅食租调，此即刘秩所云“设爵无土，署官不职，有其名号，无其国邑者也”（见刘秩《政典》）。其公侯亦不世袭，封者之租调，据天宝六载令，初则三百户以下户部给符，就州请受；三百户以上，附庸使送两京太府寺赐坊给付。后则一切送两京给付（见《唐会要·卷九十》）。至于唐末之藩镇，大者连州数十，自置官吏，私其土地、人民、财赋、甲兵，俨然古代封建国家。但究其性质言，与封君亦迥异。盖藩镇制既非植基于封建经济之上，亦非自上至下之贵族分封，其世袭既非合法，土地亦非贵族所有，故藩镇只是政治割据，而非封君之分裂，且尔时之中央政府更无类似封建政制，则藩镇独立亦不足混为封建政治也。藩镇既非封建制度，同理，其后之五代十国亦非封建。(www.daowen.com)

隋统一南北，对内则兴生产、治水利、明驿政、建仓储，经济颇盛。惜国祚短促，大乱乘之，元气伤惫。贞观以后，渐复其故。自贞观至天宝十四年，百三十年间，号称帝国经济鼎盛时代。史称太宗时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斗值三钱（《贞观政要·卷八》）。高宗麟德间，频岁丰稔，斗米至五钱，豆、麦不列于市（《册府元龟·卷三十六》）。玄宗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钱，青、齐斗米五钱（《旧唐书·卷八》）。开元二十八年，西京、东都米斛值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又云：玄宗天宝初，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新唐书·食货志》）。其在西陲，史云：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资治通鉴·唐纪·卷二百一十六》）。

于此足征唐之盛期，中国北部经济已大见繁荣，南方兵祸较少，经济旺盛，当不逊于北方。是以杜子美咏诗极称其盛。子美《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见《杜工部诗集》）。此外，记开元天宝盛状之作，尚有郑处诲《明皇杂录》，李德裕《明皇十七事》，郑綮《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苏颋、张说、张祐、李白诸人之诗，事有确指，足供参证。政制明一，经济殷富，故文化发达，经济则兼综南北，史学、天算、医药、文学、艺术，蔚然称盛，良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