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徭役制度，大抵较汉加重，而益形混乱。军事期内人民被掠为兵、为奴，平时随地征发，亦鲜所限制。政府如此，而富户、豪民更对于其属民任意役使。此即仲长统所谓：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后汉书·卷四十九》）者是也。试举数事以例其余，如曹魏时，运漕调发，转相供奉，是以丁夫疲于力作，农者离其南亩，见作者三四万人（《魏志·卷十三》）。吴之役法亦重，大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至有二百余家辄皆料取，以他郡羸民迁补其处（《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一》引《吴志·卷五十五》）。而孙休永安元年诏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焉。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吴志·卷四十八》）。由此可见，吴之末季，诸吏家苦役如此，一般人民当更有甚焉。又三国时，盛行部曲制，即职业兵，通称为士，入士籍者，世袭为兵，此制至晋始衰。

至晋统一告成，罢天下兵役，以谋复兴农业，此时徭役暂为减轻，且亦有所限制，据晋户调之制：民年十八以上为丁，从课役，六十乃免，丁男岁而三十日役。虽然此制所定每岁三十日，而且每人之役龄甚长（四十二年），然比较三国之漫无规定者，已稍减轻。东晋征伐亦间取奴兵（《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一》）。

五胡十六国之大乱，一切法度复荡然无存。论军役，则胡人原为全族入伍之制，初期汉人鲜服兵役，多供力役。后则羌无限制，如石虎将讨慕容皝，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征士五人出车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匹（《晋书·卷一百六》）。又令州郡校阅见丁，精核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为兵（《晋书·卷一百十》）。王弥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皆调为军士（《晋书·卷一百》）。苻坚平代亦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王猛主政于秦，始主十丁一兵。凡此足证十六国间役法之漫无纪制。

南朝宋、齐以降，役法未详，大概已非西晋之旧。其在军役则宋、齐俱采征发与召募兼行之制，普通兵用征发，特种兵则由召募。宋之征发年龄自十二岁起为半役，孝武时改至十五岁起，齐有三人征二之制，且令民输粟以免役，而官府对于有余之役，令以钱折纳，此又与汉代更赋之制相仿。

试就宋、齐役制之见于史者摘示数例以明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举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兖州三五民丁，倩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一》）。宋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旧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今皇化惟新，四方无事，役名之宜，应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役，帝从之（《文献通考·卷十》）。

齐自永元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扬、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文献通考·卷十》）。(www.daowen.com)

以上为宋、齐间征发与招募兼行之例。而齐代在浙，复有征钱代役之举。王敬则齐武帝时为会稽太守，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南齐书·卷二十六》）。

北魏军备以本族鲜卑人组成之（羽林虎贲为中央宿卫，六镇兵戍防边围），汉人不预（高欢常语汉人，鲜卑是汝作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孝文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十九年，诏选天下勇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充宿卫，由是兵丁杂用鲜卑以外之人。其力役之制，高祖时，州郡人民十丁取一以充之（《魏书·卷七》）。后则征取羌无定程，役作不时，田野多荒（《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至太和二十年十月，始以司州之人十二夫调一吏，为四年更卒，岁开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北史·卷三》）。由是从无限制征发之力役改为轮番制，亦可称为徭役方面之一种改革。此制迄齐周无所变更。

北齐役法大有兴革，关于军制，据北齐军制别为内外，领之二胄，外步兵曹，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役，六十六退役免租调（《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一》），故为全民兵制，胡汉之民，军役平等。至于北周史记较为详明，分力役与兵役二项。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起徒役，无过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又无力征（《文献通考·卷十》）。

北周时周绰辅政，仿周典置六军，于民户九等之中，籍中等以上民（凡六等）之武勇者免其租调，令其屯田，于农隙教练之。北周兵役为八丁兵、十二丁兵轮番之制。此为自募兵回向征兵的过渡阶段。所谓八丁兵即就人民中八丁取一，轮流供军役，十二丁兵乃以十二丁取一以充轮值。每岁当值之期为一个月，划全国为百府，每府由一郎将主之。分隶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有大将军十二人，每大将军统二开府。一柱国主二大将，柱国六人。此制与北周全民皆兵不同，而为唐代府兵之所祖。

综观自三国至隋统一以前，徭役状况混乱之时居多，即各代所立役法，权豪、士宦负担较轻，故人民被役尤苦。足见本期徭役之苛，又远越两汉之上。魏孝明帝时，任城王澄诋当时徭役之苛虐云：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娴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缘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一》）。又齐时东郡使人，年无常限，郡县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台使命，切求县急，乃有畏失严期，自残躯命，亦有斩绝手足，以避徭役者（《通典·卷五》）。如此苛虐之役政，直接摧毁人民之生产，令经济衰惫，间接使政府赋税之税源为之枯竭。吾人观于当时最严重之现象，乃为人民不胜负担，实行逃税与役。其方式有为荫冒者，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以避课役。有诈伪隐匿者，其形式或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或生不长发，便谓为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编户（《文献通考》卷十、卷十二）；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记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齐高祖建元二年诏》）。时山遐为县守江左，豪族多挟藏户口，八旬之间出口万余（《晋书·卷四十三》），可资佐证。更有遁迹寺院，以求免役者。如北魏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寺院三万有余。于此足见，僧尼逃役之数殊为可惊。僧尼逃役之盛行，政府遂实行强迫僧尼还俗，或限制出家人数。北魏太和十年强令僧尼还俗。十六年令限制僧尼之数，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正光二年，禁止奴婢出家，迄北齐时乃更立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