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中央政纲改纽，土地、人民暂隶军帅，田地之制既与两汉异，故基于田制之田赋（以租调形式出之），亦与前代不同。三国以还之屯田，由国家自为田主以收田租。自北魏以还之均田，直接授田与人民而课其户调，此均为本期田赋之特色。又因本期国民经济之工商业久经破坏，税收减少，故田地税乃成为财政上之最重要收入。

三国田地税，除大部国营农场直接由佃耕者纳租外，其余私人田地，在魏之初年，曹操规定邺郡田租，亩纳粟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此即租调制之滥觞。盖两汉农业以田地亩数与丁口为课税标的，自是以后，户乃形成课税之单位（《三国志·魏志·卷一》注引）。稍后，又制新科下于州郡，收租税绢绵（《三国志·魏志·卷十二》）。所谓新科税率不详，或已较前加重，至于蜀、吴二国田地税制，史无所记，但就富厚之吴言，其税率已感苛重，故其末季有良田渐废、见谷渐少，亦由租收过重、农人利薄之语（《三国志·吴志·卷四十八》）。总之，三国时代于屯田取租之外，对于一般田赋之制试行户调，堪称创作。

西晋则正式推行户调之制，而规划更完密。考西晋行占田之制，即对于皇族官吏规定，自第一品至第九品，各以贵贱占田（多者五十顷，少者十顷）。而一般人民，则为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依占田制所定之税，则仅施之于一般人民（皇族、官吏则免课）。其内容如男子占田七十亩，则其中应负课税之田为：丁男五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因此丁男有二十亩之免课田，次丁男有四十五亩之免课田。又如女子占田三十亩，则其中应负课税之田为：丁女二十亩，次丁女无课，因此丁女有十亩之免课田，而次丁女之田完全无课。此与后之元魏桑田不课之规定，用意相同。

至于上述所课之田，其所负担之税率究有若干，则史无详记。大抵当不少于魏初之每亩四升。观于东晋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哀帝隆和元年，减田税亩收二升（《晋书·卷二十六》）。或者尔时已将人民占田之全部，课以亩三升至二升之税，于是旧有免课之例乃告取消。如是，西晋租额假定每亩四升，则丁男五十亩应课二石，丁女二十亩应课八斗，夫妇合计应课二石八斗。此外西晋于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减半（即绢一匹半、绵一斤半）。合田税与户税二者，总称为“户调”。户调之制既已施行，于是旧时将吏私属之人民（所谓部曲质任），均直隶于政府。西晋户调之特点，为官吏所占之多量田亩，国家不征其课，盖认此为分田制禄以养诸官吏也。尔时官吏禄薄，故即出佃其田地而食其田租。耕农所纳之佃租率，依三国屯田制流行之习惯，当不至少于收获额百分之五十。

官吏不仅对于国家有免课之权，而且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并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即第六品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品、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由基、强弩一人，其荫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晋书·卷二十六》）。【按：上述荫佃户之制，东晋时略有更改，见《隋书·卷二十四》。】官吏既荫庇多数之衣食客及佃客不纳课赋，则当时田地税大部为一般非官吏之人民所负担可知。

晋室南迁，一般赋税之制大体仍循西晋成规，税率则为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麻三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钱、租米三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至成帝时，始行度田收租之制，亩税三升。孝武太元二年，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八年，增为口五石。惟东晋以还，政府地位降低，权力削弱，江淮以北与敌对垒，盛行屯田，为军赀所取给。

自尔以后，南朝之宋、齐、梁、陈，大抵因循晋制并征租布及钱（《宋书·卷六》《南齐书·卷十六》）。又东晋南渡之始，其自江南迁之士族保持黄籍（尺二寸之竹简），大都予以免课役之待遇。至成帝咸康七年，乃令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即纸书户籍）（《晋书·卷七》）。哀帝隆和元年，复申前令，以庚戌二月大阅户口，天下所在土断，由是侨寓之民一律编于白籍，并省并侨置州郡，至于宋、齐令始贯彻。

但仕流冒荫、窃注爵位以避课役者，仍层出不已。加以巧伪暗改，不可清理，故课役益失其平（如山阴课户二万，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皆露户役民，见《南齐书·卷四十六》）。南朝政治更迭频繁，政权下移于州郡，由是中央收入大形减少，税制紊乱，有加无已。迄于梁时，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惟以征敛为事（《梁书·卷三十八》）。因此，陈时中央政府乃至不能供给官吏俸禄，京官文武，月别唯得廪食，多遥带一郡县官，而取其禄秩焉。时扬、徐等大州，比令、仆班；桂、宁等小州，比参军班；丹阳、吴郡、会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书班；高凉、晋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隋书·卷二十四》）。由上可知，尔时赋税系统已乱，军国所需杂物随土而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其无贯之人，不乐州县编户者，谓之浮浪人，乐输亦无定数（同上）。由是逃税与役，相习成风（《南齐书·高帝纪》），比比皆然。迄于陈之季世，依然诈伪日兴，簿书岁改（《陈书·卷六》）。观于当时逃税之盛行，固为苛敛使然，但间接即为税制混乱之明证。

至于北朝，当五胡纷纭之秋，田地关系变动无常，故有时为屯田，有时授田于民，而对于平民私有田地所征收之税，大都采用两晋户调之制。如石勒之于幽、冀，规定户赀绢二匹、租二斛（《晋书·卷一百四》）。迄元魏时，行计口授田之制，并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魏书·卷一百一十》）。至其税率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魏书·一百一十》）。后以实行颁禄之制，乃增加户调，户增调三匹，谷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原为一匹二丈）（《魏书·卷七》）。上述为元魏太和九年以前之税率变迁情况。太和九年，行均田制，基于均田制之户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男年十五以上（《文献通考·卷二》作十三）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文献通考·卷二》作十头）当奴婢八，其非桑土之乡出产麻布者，以布代帛，调与田租并容，一夫妇六十亩，征粟二石，每亩假定收获一石，则可收六十石，是租率为六十分之二（百分之三点三）。太和十一年大旱，乃加征取州郡户十分一为屯田，一夫岁责六十斛，惟蠲其正课征戍及杂役。孝昌二年，税京师田租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斗，较孝文之制稍增。从上所定，对于良人、奴婢、牛所课之税率与其所受田比较观之，则养奴与牛者，所负担之税显然较轻，且上述仅为法令上之规定，实际则额外征收及预征困民之事亦所恒见。如太安中，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烦重（《魏书·卷一百一十》）。又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预折天下六年租调而征之，百姓怨苦，民不堪命，至于因度量衡制度之变迁而影响于租课之负担，亦为当代可注意之事件。考魏在孝文迁都之前行大度量衡制。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颁定之（《魏书·卷七》）。因衡量改小，故征课时，绢上加税绵八两，布上加税麻十五斤（《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五》），后又恢复前制，二而为一，实际乃加征一倍。(www.daowen.com)

且田赋之外，尚有戎赋，惟其制常有损益。如永兴五年诏，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泰常六年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魏书·太宗纪》）；又，同年诏，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册府元龟·四八七卷引》）。

与均田及户调有关之制度，厥为元魏所建立之三长制。考太和以前，魏无乡党之法，惟立宗王、督护，民多隐冒。三五十始为一户，谓之荫附，皆无官役。太和十年，李冲上言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循谨者为之，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夫，党长三夫，三岁无过则升一等，是为三长之制。考三长之任务为登记户口、调查贫富、以定等第，兼襄助征课等，颇有类于汉之有秩及啬夫，而较为严密，为实行均田及户调最基层之组织。时一匹之滥，或一斤之恶，则鞭户主连及三长（《文献通考·卷二》引张普语），故纪律颇严。此制至北齐改为十家为邻比，五十家为闾，百家为族党（《文献通考·户口考》），迄于隋唐犹奉行不替。

北齐文宣时，田制渐坏，户调多亡，豪强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户口租调十亡六七。至后主时，行授田之法，规定露田一夫五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依官品限制，自六十人至三百人不等），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四牛。其赋率，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垦租送台（中央），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垦租皆依贫富为三枭，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枭输远处，中枭输次远，下枭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焉，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隋书·卷二十四》）。齐制增设义租，并申输钱之令，此为元魏之制所无。

北周田制规定，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上，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男田百亩。赋制，有室者，岁入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布一匹，麻十斤；无室者半之。又规定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隋书·卷二十四》）。其授田既倍于北魏，故租自亦较重。

边疆之税：本期对于内向边夷之税，有可记者，在收入上较之汉代更形重要，且与内地之差别亦渐减少。

三国时，魏对于乌丸及羌胡均责其租调，是与本部已鲜差别，足征北部边夷与当日财政所发生之深切关系。三国时，牵招为雁门太守，表复乌丸五百余家租调（《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六》），郭淮以恩威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六》）。吴之于交趾，则以道远无税，改贡方物，如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等（《三国志·吴志·薛综传》）。蜀之于南夷，较之吴、魏于边裔倚畀犹殷，其南方远夷之地，自诸葛亮南征后，即供出官赋（《三国志·蜀志·谯周传》），时南夷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西晋时，户调之制更特为规定，诸边郡所征当内地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晋书·卷二十六》）。其所课之物与内地同。

又，武帝时诏交趾三郡，无出今年户调（《晋书·卷三》），可证交趾平时亦正式纳户调与内地同科矣。自是以后，南朝自宋至陈，夷方收入颇占重要。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家。时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隋书·卷二十四》）。此为经济中心南渐必致之结果，北魏于普通户课之外，于远夷亦规定其纳钱、谷，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云（《晋书·卷二十六》），其率亦远低于内地。